最近在想这个问题：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社会，信心的建立似乎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是突然间的。而信心的崩塌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比如中国人的自信心。
在疫情之前，我敢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思想、文化、经济等等的时候，都是带有自卑心理的，是仰望着的。
但是疫情之后，似乎是猛然间，中国人就很有自信了。
我说的这种趋势，当然只是民间大势，而不包括真正的聪明人、智慧者。
我就是其中最平凡的愚者，喜怒都为外界所带动。
再比如，五四的发生缘由，更可说明信心产生的速度之快，及崩溃之快。
段祺瑞经过艰难的争取，把黎元洪赶下台，又与日本修好关系，终于如愿参战一战，并随着协约国的胜利，也成为胜利国。
当时国民与现在的国人差不多，欣喜若狂。中国代表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更是加大了这种喜悦，觉得中国可以与列强在一张桌子谈判了。中国终于不用再受人欺负了。
所以国人希望与列强平等，那么不平等条约就要作废。
所以要求废除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却没有想到，列强根本不当中国为一回事。日本虽然没有参战，但由于本身实力突出，列强并不愿意得罪他，所以中国代表要求废弃日本在华利益的要求，并没有通过。
信心的建立如此简单，信心的崩塌也如此简单。
这种变化，几乎与段祺瑞的政治最高点与最低点相伴。
他因参战，成为战胜国而名胜一时；也因无法废弃日本在华利益而倒台。
中国成为战胜国，却没有享受到战胜国的待遇，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
但是认真想想，难道不是因为国人原有的自信心，没有得到外界的认可之故吗？
虽然段祺瑞政府与日本交好，但说他们都是汉奸，却也言过其实吧。
(穿插一下段祺瑞与日本的关系。袁世凯过世后，段祺瑞上台，但是他的权威远不如袁世凯，所以各地原来的同僚并不服他，各地的税收根本收不上来，中央就很穷。所以即使他实行了总理内阁制，恢复了《临时约法》，那些代表也不办事，不服他，因为他没钱给他们发工资，别小看工资，当年北京政府建立，这些代表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给自己涨工资，袁世凯之所以能使唤动他们，也是因为手里有钱。加之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之间也不相安，所以啥事都做不好。当时段祺瑞想参加一战，他想加入协约国，因为看好英国，黎元洪不反对参战，但他看好德国。后来两人关系越来越不好，黎元洪就罢了段祺瑞。张勋进京去调和的时候趁机复辟，段祺瑞讨伐他，但他手里没钱没人，这时候日本就登场了，借给了他200万银元，他就靠着这笔钱，去找人进京打张勋。他也趁势又回了北京，重掌了权利，如愿参加一战。当时北京政府与日本的关系是蜜月期，日本因为换了管理层，对中国的态度也比较温和。如果不是巴黎和会，估计二者的蜜月期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其实历史有各种偶然性，如《乌合之众》的观点，情绪、信心对于普通人的提振作用，效果意想不到。)
所以，信心建立和崩溃，就是这么一刹那的事情。
这个事情能涉及，或能思考的点有二：
一、我们为什么要被外界牵着鼻子走。
我们为什么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呢？汉唐的时候，外界对我们的看法影响大吗？甚至明朝的时候，外面怎么看我们，我们都不在乎。
所以我们在乎，骨子里是因为自卑。因为觉得我们不如人。所以处处攀比。
如果我们不被外界牵着鼻子走，那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长久地保持、保有这种自信。
二、我们如何长久地维持我们的自信。
中国哲学心性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保有自己的内心。《易经》如是、孔孟如是、老庄如是。都是告诉我们如何修心。以道家为最，庄子说“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孟子也说“不动心”。后来的佛教也有这种意思在里面。
但是要与交界打交道，特别是当我们被裹挟进这个科技物欲世界之后。这种心态，其实并不能保有真正的自信。举例的话，看印度就是。印度对中国，总有迷之自信。这种自信，就是源于他们的宗教传统。现代的中国，在个人面对浮世的时候，要学会传统中国的处世方法，保有自我；但是在社会、科技、经济等领域，作为国家的中国，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就必须站在顶端，并且长久的端在顶端。令中国人人觉得，我们就是最好的，这种自信才能长久的维持。
因为中国人太爱自省了。如果我们不如人家，哪怕只是一点点，自信也会崩溃。
人在生活中似乎也是如此。
似乎长大是一瞬间的事情。
我们可有因为挫折而奋起、也可能因为挫折而沮丧。
但全体的信心其实与个人的信心不一样。
群体的信心，常常因为一二个人的崩溃而崩溃。
但却很难因为一二个人的奋起而奋起。
所以，群体比个人要消极得多。
也因此，群众的信心依赖于持久的的奋进，永远永得第一。
不然的话，就跟晚清民国的中国人一样，从天朝上国到东亚病夫，何等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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