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细雨迷蒙,深秋的寒气逼人。马路上,车辆疾驰而过,溅起一阵阵水雾。
像平时一样,七点多在公交站台候车去上班。当乘上固定的班车,意外发现车上多了几位乘客。三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怀里抱着四五岁的男孩,孩子都睡着了,无一例外。
这么早,她们把孩子带到哪里去呢?送孩子去上幼儿园吗?可是,上学哪有这个时间点的?小学生才八点钟到校呀。
找了中间的空位坐下,我转过身来,对后座的大姐笑了笑,问个早,未加考虑,直接提出了心中的问题。
她挤出笑容: 去市里的康复中心。她的声音沙沙的,音量很小,好像怕惊醒了怀里的孩子。
刹那间,我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为自己的鲁莽感到一丝不安。大姐似乎看出了我的内疚,也许她习惯了别人的诧异神情。她没有在意,接着说,小孙子两个月时,就查出患有脑瘫,现在五岁半了,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甚至坐着都很困难,一天三餐都要大人喂,每天要换好几条纸尿裤……
她怀里的孩子,皮肤白皙,小嘴巴,微翘的小鼻,长得很秀气。他睡得很香,好像还在娘胎里似的。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是不是打了盹,开了小差,不小心将还未发育健全的小生命提前抛至凡间。
大姐说,当初媳妇怀孕八个多月时,去医院孕检,一切正常。后来,过了预产期,媳妇的肚子还不见动静。妇产科医生说别急,再等等。谁知,一天媳妇肚子疼,立即被送医院,经检查发现胎盘脱落。媳妇赶紧送进手术室,剖腹生产。结果,孩子是保住了,但是因缺氧时间过长,导致大脑受损。
大姐腾出一只手,指了指孩子的头部。孩子的脸微胖,额头两侧明显窄了些,不像正常孩子的头部饱满。
大姐说,好在市政府为残疾孩子每年补贴两万五千元的补助,为他们请教师进行一对一的康复训练,锻炼手指的运动,语言交流,腿脚的行动等。为了保证康复训练的正常进行,家长需交纳押金,督促孩子每天上课两个小时。
前不久,大姐才获悉这班车直达新城区的康复中心,所以她们几个约好,结伴而行。
大姐向前座酣睡的孩子努了努嘴,压低声音说,那个男孩,比我家大六个月,也不会走不会说,孩子妈怀孕八个月检查时,没有发现胎儿的腰身长宽了,但大脑停止了生长。如果早一点发现问题,医生会建议中止妊娠。
前座穿暗黄衣服的大姐转过头插话了,孩子既然落到我家,我们会尽心尽力对他负责。不过,每当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吃饭时,孩子只能躺在一边的小床上,大家心情沉重,气氛压抑,即使过年过节,都开心不起来。每逢亲戚家有什么喜事,总留一个大人在家照顾孩子,不把他带出去参加宴席。虽然亲戚朋友也知道我家的情况,但不想带出去破坏人家喜庆的气氛……
这时,大姐怀里的孩子张开嘴,打了个哈欠。大姐突然一改悲切的表情,眉毛上扬,抬高音量: 你看,你看,他的手动了,能稍微抬起来了,一对一的训练有成效了。大姐低下头,轻轻地摩挲着孩子的头,温柔地说,小宝,小宝,醒一醒,叫阿姨。即使明明知道孩子不会开口,她仍然用对正常孩子的口吻说话。孩子的眼睛慢慢张开了,往一边斜视。他的眼珠没有别的孩子浑圆,灵活,只是斜斜的一瞥。他的听力还行,对外界发出的声响有所回应。大姐对此有些欣慰。
公交车拐弯快至中山路,突然司机停了车。
这里既不是十字路口红绿灯处,也没有站台,司机怎能随便刹车呢?前门开了,上来一位背着黑色双肩背包的小伙子,他走起路来膝盖弯曲的,每迈出一步,上身往下一沉。
小伙子坐下后,从口袋掏出手机打电话,从传出的语音中,对方是他的母亲,估计担心他是否赶上车。
公交车拐弯时,右侧座位旁的拖把“吧嗒”倒在地板过道。趁司机等红灯时,小伙子吃力地弯下腰,将拖把捡起,平放在座位里侧。
好几次乘车,都遇到这小伙子上车。他踮着脚尖,每迈出一步,像从沼泽的污泥里拔出一条腿,要费很大劲,让人担心,他是否支撑得住。当他终于安然跋涉到座位上时,我不禁替他长舒了口气。
小伙子来自西片乡镇,离县城有三十多公里。他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乘六点的第一班车到人民路,从那儿再转乘101路车前往第一医院门口的站台,再等105路车前往康复中心。每天在路上来回奔波的时间长达三个小时。
坐下后,小伙子神态自然地向周围的乘客微笑着打招呼。看来,他和那三位抱孩子的大姐都很熟悉。他说,今天他乘朋友的顺风车上城的,刚好看到这辆车,就招手了,好心的司机就停了下来。
小伙子满脸笑容,如一缕灿烂的阳光,刹那间散去了车内的阴霾。大家转移了话题,问道,小伙子,有女朋友了吗……
车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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