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主义系列讲座》第四讲：加尔文主义与科学（凯波尔）

《加尔文主义系列讲座》第四讲：加尔文主义与科学（凯波尔）

在这一讲里，请允许我把诸位的注意力引到加尔文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个题目上来。当然，在这短短的一讲里，我们是不可能以这么大的题目作面面俱到的讨论的。我只想谈四点，请各位认真地思考。

加尔文主义鼓励、促进了对科学的热爱

加尔文主义恢复了科学应有的位置

加尔文主义使科学从不自然的束缚中争脱出来

加尔文主义是如何寻找并找到不可避免的科学冲突之答案的

首先，在加尔文主义里蕴藏着一种对科学研究的驱动力，一个倾向和一种鼓励。加尔文主义促进了科学发展是一个事实，加尔文主义本身的原则就要求科学精神，在我们进行深入讨论加尔文主义对科学所起的鼓励作用之前，加尔文主义在历史上的光荣一页可以先来作证。加尔文主义历史的这一页，或者让我们说人类历史上在我看来具有无可比拟之美的这一页，就是三百多年前的莱顿城之围（注：荷兰西部城市Leyden）。围城的是西班牙将军阿尔瓦（注：曾率罗马天主教军队在葡萄牙、荷兰等国血腥镇压抗罗宗人民），守城的是威廉王子，此役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最后阿尔瓦将军被迫撒退，沉默的威廉终于将自由的大旗挥向全欧洲。当时，莱顿城的守卫几乎完全靠城里的人民，他们与当时号称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对阵，被困三个月后，粮食消耗贻尽，城里发生了恐怖的饥荒。看上去必遭毁灭的市民们靠狗和老鼠充饥。接着又遭黑死病的瘟疫，几乎三分之一的人被夺去生命。此时围城的西班牙军队提出讲和并愿意饶恕那些濒死的人们。但莱顿人民没有忘记敌人在那丹和哈勒姆（注：荷兰的另外两座城市）的背信弃义，他们勇敢、骄傲地回答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哪怕就是吃自己的左臂，也会用右臂来保卫我们的妻儿，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信仰，暴君啊，你休想得逞！他们坚守了下来，耐心地等待奥林治王子的军队前来解围，但是……，奥林治王子在等候神。莱顿城附近的运河、渠道都被打开，城外几乎被水包围，但由于风向不对，援军的舰队因水太浅无法接近。神让他的子民在痛苦中受试炼。十月一日，风终于转向西刮，围城的西班牙军队在涌来的潮水前面怆惶逃跑。十月三日，援军的舰队到达莱顿港口。荷兰得救了，欧洲得救了。城里那些奄奄一息的人们，几乎是拖着自己的身子，全体来到他们的祷告之殿，跪在神面前，献上感谢。当他们试着想要唱起诗篇时，已经虚弱的发不出声音，人们听到的只有一片感恩的哭泣声。

看哪，我已经告诉了你们这用血写成的一页历史。但你或许会问，这与科学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就是答案：荷兰政府为了纪念莱顿人民的爱国勇气，对莱顿进行了奖励，不是骑士军功章，不是金、银也不是荣誉，而是建立一所科学之家——即：今日驰名于世的莱顿大学。德国历来以其一流的科学为骄傲，然而就象尼尔布（注：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这样有名的人也作证说：“莱顿大学学术委员会是最值得纪念的科学之殿。”这里，一流的学者济济一堂，当年法国的著名古典文学家斯卡杰利和另一位科学家萨尔马歇斯甚至都是用军队护送，来到莱顿大学任职的。我何必再一一列举莱顿大学里那些举世闻名的科学王子、学术伟人和他们的辉煌业绩呢，或者告诉你莱顿对科学的一片赤诚之心怎样传遍了荷兰全国呢。你们当然知道利浦希（著名历史学家），汉姆斯特霍桢（著名哲学家）和波尔哈夫（著名物理学家）的大名。你们也一定知道荷兰发明了望远镜、显微镜和温度表等科学仪器，使实验科学成为可能。

加尔文主义的荷兰热爱科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无疑是莱顿大学的建立。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英雄主义气概扭转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来接受缔造一所科学大学的最高荣誉这件事，只有在这样的人民中才有可能发生，即：热爱科学就是他们生活原则的一部分。

下面，我就来谈一谈此种原则本身。单单知道事实还不够，我必须向你们证明，为什么说加尔文主义坚定不移地鼓励对科学的热爱，当我指出下面的理由时，你对我刚才的这个声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因为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教义，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就是当年培养科学的动力。为了防止误解，让我先来解释一下这里我所说的“科学”一词的定义。

我说“科学”时，是指整个人类科学，而不仅仅是你们平时所说的科学，或法国人所说的“科学原理”。我特别要予以否定的是，把实验科学本身作为完美的科学，既使是使用最清晰的显微镜或最高倍的望远镜，也不过是加强了眼睛的观察能力而已。当你对特殊现象进行观察，进行实验，找出一个普遍的规律，从而形成一种解释事物运作的概念，这一过程就成为科学，专科科学就是以此方式开始的。但既使是在科学研究的这种过程中，人的思想也不会全都默然认同。不同学科的科学必须加以组识，服从于以理论或假设所建立起来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原则之下，最后才能形成一整套体系。犹如一位科学女皇将不同学科的结果安排、组识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知道，很多人的确想用雷蒙德的那个流行之词“无知”来说明，从最高的意义上说，人类对科学的渴求欲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而不可知论则在生命的奥秘前面拉上了一块帘子，他们满足于不求甚解。最近，人们对这种思想上的涂鸦行为开始进行报复。有关生命的起源，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的终极去向的问题是不可能被压制下去的。进化论所假设的前因后果与神的话为敌，转眼之间已经占领各个领域，尤其是在自然主义者中间，这就说明我们都需要有统一的观点。

现在，我们怎么来证明，正是加尔文主义所相信的，神对万事的预定才确保我们对科学的热爱呢？科学，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就是要寻找一个对宇宙的统一认知概念。假如你想要理解这点，你必须从预定论再进一步地来看神的旨意。这决非是件可有可无的事，正相反，你必须这么做。相信预定论不是别的，就是从神的预旨来看你个人的生活，或者你也可以这样来看，即：人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正是全能神的预定旨意在你自己存在中的实现。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口头上承认一声而已，而是以今生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和以对来生的盼望来证明我们所信的。这是我们对神旨意的统一性，对神运作的确定性，所表示的信念上坚定不移的、诚实的证明。这是一种极富勇气的行为，因为它证明你的不可动摇的思想、意识与观念。你若要来查看什么是神的预旨的话，除了下面这样一种确定性之外，神的预旨还会意味着什么呢？此确定性就是，包括整个宇宙在内的万有的存在、运作，不是被机会、偶然的命运所摆布，而是万事按规律与秩序运作，被一种不可更改的旨意所掌管，按此旨意的计划而行，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都不例外。你难道不同意，这种在我们思想上所形成的，一个不可摧毁的全面、综合的统一性的概念，所接受的一个关于掌管万事的原则，是何等强而有力吗？它强而有力地叫我们承认那种普遍的，不可见的，然而又在特殊事物上表明出来的东西。是啊，它强而有力地叫我们承认，统管万有的是稳定性与有序性。从而你认识到，这个宇宙不是一堆石头，胡乱堆积在一起而成。相反，它是一幢按极其何谐的设计而建成的纪念大厦。你若弃决这个观点，那么，任何时刻，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不确定的，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是你自己，是你的家庭，你的国家，还是整个世界，无一例外。否则，人的任意的决定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了。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可以选择以某种方式行事。但同样有可能的是，他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而行。假如事情真的如此，那么就不存在相互关联，不会有发展，不会有连续性，不会有记录，当然就更不会有历史了。现在，请你告诉我，在这样情况下哪来的科学呢？你或许可以说自然科学是这样，但人文科学是不清楚的、不确定的。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历史上就只有赤裸裸的事实，事情的相互关联，计划在历史中就不再有地位，历史也就死了。

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来讨论人的自由意志，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发展的越深入，在加尔文主义所相信的神预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与阿米念主义宁可要相信的事情的表面性和任意性这两个对立面之间，就越一致性支持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在现代哲学家所形成的各种体系里，也都几乎一致地支持统一性与稳定性。巴克尔（注：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他那本《英国文明史》中已经成功地证明，人类生活中有着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证明的规律性。

龙勃罗梭（注：意大利犯罪学家，刑事人类学派创始人）和他手下的整套犯罪学家班子，在这一点上也都认同加尔文主义的观点。那最新的遗传与变异定律的假设，已经被所有的进化论者们接受，被认为是控制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共同信条”。尽管我在这里没有批评这些哲学思想或自然主义假设；但至少在他们的系统里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当代的整个科学发展都以这样一个观点为前提，即：这个宇宙并不是偶然、机遇的捉弄对象，而是在一个原则下，以稳定的秩序，按照一个既定的计划而存在、发展。这种宣告与阿米念主义截然相反，而与加尔文主义的信念相一致。在加尔文主义的信念里，神的超然旨意是万事存在的原因，万事也遵照既定的规律，朝着早已制定的目标运行。加尔文主义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概念，说神在宇宙中的预定只是他的一些旨意松松散散的总和。加尔文主义者一直坚持，整个被造世界和历史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视神的旨意，是一切自然律的源头与基础。同样地，他视神的旨意为一种道德律与属灵律的坚固基础。自然律与属灵律两者都靠神的命令而立，神的旨意也通过此两类的规律使他永恒的计划得以最终的实现。

对包括个人在内的万事的这种统一性、稳定性和秩序都出自神的旨意在宇宙间的预定，这种信心就不能不使人大声地呼吁，热情地鼓励对科学的热爱。没有对这种统一性、稳定性与良好秩序的坚信，科学就只能停留在猜测的阶段。唯有当人对这个宇宙的有机联系有信心，科学才能够从对特殊现象的实验、考察走向普通，从普通走向控制现象的定理，从定理又走向掌管这一切的原则。数据对于科学是极其重要的，但唯有在上述的前提下，数据才真正有意义。请记住，当年加尔文主义在生活中为自己清扫出一条路来的时候，半皮拉纠主义已经将此对统一性、稳定性与秩序的信念搞得如此地模糊不清，以致连阿奎那（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伟大神学家）也失去他的影响力，而司格托主义，神秘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注：伊壁鸠鲁为古希腊哲学家）争先恐后地剥夺人类头脑的思维能力。谁都承认，驱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新生的加尔文主义，它有力地将秩序从混乱中带了出来，把那极其危险的属灵放纵置于原则之下，制止了在各种不同思想之间的摇摆，让我们在忽上忽下的迷雾之中看清了一幅画面，即：一股强大的巨流从山上冲下，通过完全有规律的河道冲向迎接它的海洋。加尔文主义在忠实地坚持神预定旨意的信念上经历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考验，一次一次地面临遭毁灭的边缘。加尔文主义因其信念而遭辱骂、被污蔑。加尔文主义拒绝把我们的罪排除在神的计划之外，不然的话，世界的秩序与进程就又会被搞得支离破碎，而反对者们公开指责我们，说我们把神看作了罪的作者。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加尔文主义者决不允许嘲笑与奚落夺走自己的信念，此信念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必定是在神所建立起来的统一性、稳定性与秩序之下。正是此信念，才使加尔文主义对统一性的深刻理解，扎实的知识和世界观的一致性成为需要，这对于我们大家，包括普通人民在内都不例外。这种需要，唤起了对知识的渴求，而当年这种渴求唯有在加尔文主义国家里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年的那些著作中你会读到如此坚定的决心，如此充满活力的思想和对生活如此深刻的认识。我甚至还要说，在贵妇人的回忆里，在平民百姓的书信里，都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生活、对世界的统一认识，这种统一性就是烙在他们本身存在上的印记。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他们对所谓意志至上这种观念毫不看重。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用以规范自己的是清洁的良心，此清洁的良心对幽默与幻想，对一时冲动与机会偶然都无动于衷，它唯顺服于最高的原则之下。在此他们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他们也被此最高原则分别为圣。

下面，我要来谈第二点：加尔文主义恢复了科学的位置。

天文学研究的确是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的。到了中世纪，科学消失了，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引向来生。加尔文主义在不失去属灵眼光的同时，使科学得以复兴。假如我们不得不在具有美丽的天文科学，然而对永恒之事却瞎眼的古希腊与对天文科学茫然无知，而对基督存谜一般爱慕的中世纪之间作一选择的话，毫无疑问，每一位神的孩子在他濒死之际都会感谢贝尔纳和阿奎那的膏油（注：两者都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著名神学家）而不是赫拉克利特和苏格拉底（注：两者均为古希腊哲学家）。一个在世寄居的圣游者，对这个世界的存亡与终极不感兴趣，但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远比世俗的希腊人要理想的榜样，后者拜的是女神维那斯、酒神巴克斯，一方面自我陶醉于英雄崇拜，另一方面又不顾人的尊严沉溺于庙妓，甚至堕落为衣冠禽兽般的同性恋。不过，请不要误会，我并非要对希腊、罗马的经典歌功颂德，也决非要想对中世纪迷雾中闪烁的天堂之光抵毁、贬低。然而，我还是坚持认为亚里斯多德一人知道的天文学知识要比所有教会先父们加在一起还多；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自然科学也比在欧洲的天主教堂和修道院里昌盛的多；重新找到的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对于落后的科学研究无疑是个刺激。我也坚持认为，唯有加尔文主义，以其根本的原则，即：不断提醒我们从十字架回到创世之初，同时也承认神的普通恩典，为科学重新打开了那被公义的太阳（注：即耶稣基督）照亮了的宇宙广阔天地的大门，因为圣经见证说在基督里面藏着所有的智慧与知识。下面让我们先来讨论这里所说的加尔文主义的一般原则，然后再讨论关于神普通恩典的教义。

众所周知，基督教信仰从本质上说是拯救性的，“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使：16：30）这是历世历代以来焦虑的慕道友所问的问题，这是一句必定得到回答的问题。但在那些只知今世不知永生的人眼里是个愚拙的问题，因为他们从来不会从道德上有机地将今生与来生联系在一起。诚然，每当两种要素同时出现，就如罪人与圣徒，暂时的与永恒的，地上的生活与天堂的生命，往往有一种危险倾向容易忽视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走向一个极端。我们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历史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二元论的重生概念造成了自然生命与恩典生命之间的断裂，此概念已经造成过分强调天上的事而忽略了我们对神创造的世界所应有的重视；因为只爱永恒的东西，而忽视了人在地上生活的责任；因为只考虑灵魂而不顾对身体的照顾。这种一边倒的、不和谐的倾向导致了各种偏差，例如，只对基督进行神秘敬拜，或者只对创造天地的全能父神敬拜等等。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基督只被视为救主，而他的人性一方面则被忽视了。

这种二元论的观点是没有圣经根据的，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基督是永生之道，万事都藉着他所造，生命在他里面。保罗也见证说，万有都是靠基督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救赎之工不仅仅限于罪人得救，也及至神造的世界，使地上的，天上的万有都在基督的元首之下重新联合。基督自己在马太19：28中不仅论到地上的复兴，也包括整个宇宙的复兴。保罗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罗马8：19）。当约翰在拔摩岛上听到天使和被赎的歌唱，将一切荣耀、赞美与感恩都献给神时说，“你创造了天、地”。这正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话“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先知在圣经中对将来的预言说明，将来并不仅仅只有得救灵魂的存在，而是整个宇宙的重新恢复，在新天新地里到处都有神的同在。福音的这种全面的、广泛的、宇宙的意义也被加尔文所理解。并且这不是一种逻辑论证的结果。这种理解来自于加尔文对神的无尚权威与伟大崇高的深刻体会，这也是模塑加尔文一生的原因。

诚然，我们的得救是极其重要的，但这却绝不会比神的荣耀更重要，神已经在他奇妙的创造之工里彰显了他的伟大崇高与无尚权威。宇宙万物都是神亲手所造，虽然眼下被罪所污染，将来的重建会更加荣耀；被救赎的与被重建的都是起初所造的，都是神亲手所做的奇妙之工。基督的中保职位是人最美的诗歌与天使最动听的声音所永远要称颂的。然而，此中保的目的也是为了荣耀父神。并且，无论基督的国度有多么壮丽辉煌，最后也顺服于父神之下。现在，基督是我们的代表，但到了那个时候，他的代祷也会停止，因为我们将要见到爱我们的父神。因此，加尔文主义摈弃了那种轻看这个世界，忽视今世的、不具有很高价值的所有被造之物的观点。这种对世上生活的重视决不是以牺牲永恒事物为代价，因为被造世界是神的亲手之工，它们具有启示神特征的价值。对此，我可以举两个事实来证明：

十六世纪意大利米兰市发生大瘟疫，波罗米奥大主教以感人的爱每天救济二千多濒死的人们，成为很好的见证。十六世纪瑞士的日内瓦也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加尔文做的更好，更有智慧。他不仅一直在为病人提供属灵的供养，也建立起了有史以来第一套公共卫生措施，从而控制了疫情。

第二个例子是十七世纪初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的加尔文主义传道人普朗西斯，他不仅讲道极为出色，是一位在他所生活的教会问题很有争议时代的最敬虔的牧师，同时也是当地船主和船长们最信赖的顾问。因为他在地理学上博学多识。他对地球经度、纬度的研究是在他对基督大爱的长度、宽度的寻求中所形成的。他所看到的神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神的创造之工，一是基督的救赎之工。他在这两项工作中颂赞、爱慕神的伟大崇高与无尚权威，也使他的灵魂喜乐无穷。

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最出色的加尔文主义信仰告白中论到的关于我们认识神的两种方式，那就是圣经与自然。令人惊叹的是，加尔文不象其它许多神学家们那样，把自然只看作是附属品，他常把圣经比作为一副眼镜，能帮助我们看清楚那被咒诅所模糊了的，神手所写的大自然这本书里神奇妙的思想，从而完全去除了那种把从事自然工作的人说成是在白费精力、浪费光阴的观念。因此，不仅把天上圣徒们相聚作为我们仰望的目标，地上人类社会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去做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加尔文主义与人文主义紧密共存的原因。若人文主义者试图将今世生活来取代永恒生命，那么每一个加尔文主义者都会予以坚决反对。但假如人文主义者只是满足于追求属世生活的知识，加尔文主义者就是他们的同盟。

下面我要来论述的是“普通恩典”的教义，不是从刚才我们所讨论的一般原则所产生的结果来看，而是从我们败坏了的本质——罪的角度来理解此教义的应用。罪在我们面前，就象个解不破的谜。假如你从罪与神为敌，是致死的毒药，是使人永远被定罪的角度，从罪人完全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只有做恶的倾向，唯有被神重生的人心才能被改变的原则上看，那么所有不信的人，未重生的人就必然是穷凶极恶、令人厌恶的。但这与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验相去甚远，相反，不信的人往往在许多事情上远远胜过我们。古代外邦文明的宝贵遗产传给了我们。在柏拉图（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笔下，人可以读到一些很宝贵的东西。西塞罗（古罗马著名演讲家、哲学家）那高贵的口才不仅令人惊呀，甚至也会激起人的神圣感情来。假如你想一下自己周围的环境，从一些公开宣称不信神之人的著作中，你也一定读到不少吸引人的、令人产生同情与钦佩的东西。非基督徒的言、行中吸引你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天赋或才能所迸发出的火花，更是他们的品格、热情、献身，他们的爱与坦诚，守信与诚实所具有的美。是啊，我们不应该对此只保持沉默，你也常常希望基督徒身上能有更多这种吸引人的东西，我们中间谁没有过在“外邦人的道德品格”面前感到羞颜的时候？

因此，我们关于罪使人完全败坏的教义并非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一致，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假如我们调转头来，以这些经验为起点，那么请你记住，你的基督教信仰就无从谈起，因为你把人的本性视为好的，未堕落的；于是你的关于上面来的恩典看上去不过就是一种麻醉剂，并且还常常无效。有些人为了逃避这种窘境，一方面把非基督徒的良好品德说成是“有光彩的恶行”；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罪推到老亚当身上。然而你们都很清楚，这不过是缺乏诚挚的托辞而已。对此，罗马天主教曾试图找到一条出路。他们把生活分为两种不同的存在，一种是地上的生活，一种是更高层次的天上的生活，后者在神的眼里看为宝贵。根据这种理论，神为亚当同时准备了这两种生活，既给了他自然生活的本性，又赐给他超自然的起初的义。在这位聪明的亚当身上，不仅有自然生命，也有属天的生命。堕落之后，他失去了后者，却没有失去前者。他身上自然生活的人性几乎没有受损失。虽然他的人性变得软弱了点，但作为整体仍然是完整无损的。堕落之后，亚当仍然具有他一切的秉赋。于是，他们就找到了原因，说这就是为什么堕落的人常常在自然生活中很出色、很成功，因为那不过就是地上的生活。你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套理论想要调和堕落的教义与我们周围现实生活之间对不上号的矛盾。整个罗马天主教就建立在这种惊人的人论基础上。

这个系统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错误是它缺乏圣经对罪的深刻概念；第二个错误是低估了自然人性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元论，在上一讲里，我们对此举过一个罗马天主教狂欢节的例子：狂欢节上，人人都尽情享受，接下来的四旬斋期间，为了保持理想化，又来一阵子属灵生活的提升。出于同样的理由，神职人员实行非婚制度，修士们不仅转离地上的物质生活，也牺牲自己的意志，在道德上甚至胜过神职人员。这还不够，为了追求最高的完美，有的修士整天站在高柱之上苦修，有的则钻进深洞中与世隔绝整天忏悔。那种按圣洁与世俗来划分界线的思想基本上也同出一源。任何东西，若没有教会的支持与安排就被看作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是不圣洁的。这种观点当然不会鼓励基督徒去从事地上事情的研究。那些坚决捍卫理想化的人，唯有属天的、定罪的事情才能吸引他们来做学习和研究。

加尔文主义在原则上反对这种对堕落的人类道德状况的概念，加尔文主义的立场是，一方面对罪有一个最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认为堕落的人的好行为是因为神的普通恩典。按照圣经对罪的定义，加尔文主义认为假如罪不受控制地任其泛滥，那么就一定会造成整个人类生活的完全堕落、败坏，就像大洪水之前一样。但是神对罪进行抑制，使他的亲手之工不至于完全毁灭，因为那是罪任意泛滥的必然结果。神以他的普通恩典介入个人的生活、介入人类整体的生活，也介入自然的运作，然而，此恩典并不根除罪，也与救赎和永生无关，而是起到控制罪的作用，就如人类以智慧来控制动物的野性一样。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防止野兽的伤害，或者用笼子，或者驯化。比如狗和猫最早是从野狗和野猫驯化过来的。神的普通恩典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来限制人里面罪的运作，一方面击败罪的能力，一方面驯服人里面的邪恶之灵。此外也驯化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普通恩典可以使得一个未蒙重生之人的言行既可爱又充满活力，很吸引人，正如我们的家养动物一样。这里所作的当然是比喻。然而，罪的本质仍然像毒蛇一样不会改变。这点，我们也能从猫身上看到，假如你把一只猫放回到森林里去，两代之后就完全变回到野猫了。人的情况也一样，目前在艾米尼亚和古巴发生的悲剧就是一个例子。有些人读到圣巴特罗米的大屠杀（注：十六世纪法国圣巴特罗米发生的对加尔文主义抗罗宗人士的预谋大屠杀）时，把它归咎于当时的文明水平低下。不！请看十九世纪的今天，艾米尼亚的大屠杀比当时更可怕，（注：艾米尼位于小亚细亚地区，当地的大部分基督徒惨遭伊斯兰教徒的屠杀）。凡是读过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如何在荷兰对手无寸铁的老儒妇幼残酷行为，又听到今天古巴所发生的惨剧。（译注：读到这里，不禁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在希特勒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和中国尤其是60~70年代的文革期间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在邪恶没有表现出来，没有直接反应出来的地方，决不是因为人性没有败坏到那个程度，而单单是因为神，因为神以他的普通恩典阻止了火焰从冒烟之处喷发出来。你若要问，在这种对邪恶的限止中怎么可能产生出吸引人的，好的东西来呢？那么我们就拿渡轮作个比喻吧：这是水中的一只船，激流可以截载着它箭一般冲向下游而遭毁坏，但若以链索牵引，同样的激流则以将船安全地送到对岸。正是这么满有智慧的神，从恶中产生出善来。与此同时，我们加尔文主义者决不会对自己的罪性轻描淡写，但我们仍然赞美神、感谢神让人生活在有秩序的社会里，阻止我们不致于犯下恐怖可怕的罪行。我们也感谢他将隐藏在人身上的聪明智慧开发出来，渐渐地使人类的历史得以发展，并且以同样的恩典使他的教会在世上也有立足之地。

这种教义可以使基督徒对生活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在他的眼里，不仅是教会，而是整个世界都属于神，两者都是这位超然设计师与掌管者的杰作，因而都值得人去学习、研究。

一位寻求神的加尔文主义者一刻也不会让自己只限于神学思考之中，把其它学科视为低等的、只属于不信之人的东西。相反，他会把自己所从事的一切都视为在神的工作中来认识神；他清楚地知道并全力以赴去做他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是教会内的还是世界上的；在大自然的奇妙之中，在人类的勤劳生产之中和在人类社会与历史之中，他对神的创造和神的普通恩典都同样爱慕。你可以看得出来，此普通恩典的教义不仅一下了除去了那种把世俗生活视为卑贱的禁令，也防止了另一种专爱从事一般科学研究的极端倾向。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正是由于神的普通恩典，才产生了、留给了我们宝贵的古西腊、古罗马哲学、艺术和正义的遗产，激发起我们对经典文明的研究，好使我们从这些瑰丽的遗产中得益处，没有普通恩典的概念，就很难看清人类历史并不是一场残酷的舞台戏，而是一个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前后一致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任务，各民族都以自己的智慧使人民蒙福。学者、专家对政治科学、对经济的研究的确很有必要。不仅如此，我们的直觉都告诉我们，无论是我们周围的自然、生命还是人类的生命本身都值得认真地学习、研究。这样的研究也会使我们对整个宇宙令人惊叹的可见现象与不可见运作有更多的了解。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说科学知识的不断进步常常使人变得骄傲，使人的心远离神的话，那么正是由于普通恩典的教义才使得加尔文主义最杰出的科学家们时刻不忘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罪人，他们也感谢神让自己能够对上述的这些学问有很深的造旨。

到此为止，我已经证明了加尔文主义鼓励、促进了对科学的热爱，恢复了科学应有的位置。下面，请允许我来讨论一下加尔文主义是如何使科学获得必不可缺的自由的。自由对于科学来说，就像空气对于我们呼吸一样重要。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是完全不受制约的，是不需要遵守规律的。正相反，一条躺在地上的鱼是完全自由的，但却是要死的，要消亡的。鱼要自由的活着，就必须被水所包围，必须靠它的鳍和尾才能自由的活动。同样，每一门科学都必须与它所研究的对象紧密相关，必须严格地使用正确的方法，才能自由地遨翔。因为科学的自由并不是胡来乱搞，而是不受一切不符合科学原则的不自然的束缚。

为了帮助我们完全理解加尔文所采取的立场，首先我们应该对中世纪大学的概念与实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时，是没有什么叫着公立大学这个概念的。大学都是私立的，与你们美国早期的大学类似，在那个时代，一般认为大学是“学者的团体”，她的生死存亡与资金和师资的才能休戚相关。当时，对科学自由的侵犯不是来自政府。长久以来，人类社会只有两种统治势力：教会与政府。这是把身体与灵魂分隔开来的二元论在社会上的反映。教会就是灵魂，政府则是身体，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势力。教会生活以教皇为中心，而政治生活则是以国王为核心。历史上多次为争夺帝国皇冠与教皇的三重冠冕所发生冲突就是一种想把这两股势力统一起来的努力。文艺复兴带来了第三种力量，十三世纪末，大学的出现使得科学自成一体，在教皇与国王之间宣告她自己的独立存在。

剩下的唯一问题是，这股新生的力量是否会产生一个等级中心，成为教皇与国王之外的第三位君王。

但是，大学的民主特点本身就排除了君主制的倾向。然而那些习惯于控制一切的统治者无论是教皇还是凯撒都自然而然地会对这第三种独立势力的发展密切注视，并且想方设法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假如当时的各大学都能坚定地站立，他们就不必屈服于教皇的权势之下。然而，就如其它形式的自由竞争一样，弱小者总是想去寻找支持者，因此他们就转向了凡帝冈。这样一来，使得那些著名的大学也步其后尘。于是，所有的大学都纷纷贪婪教皇的青睐。这里我们看到了邪恶的根源，聪明的科学双手交出了他的独立特性，无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我们对宇宙的研究、思考包括了各门学科，它们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教会的领域。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制止了这种邪恶。首先，加尔文主义废除了教会本身的等级制度，在基督的唯一权威之下，教会形成了由长老、执事集体领导的民主管理机制。教会作为大学的属灵统治者，这一现象也就不复存在。在路德宗来说，作为统治者，王子被尊称为“第一主教”，但在加尔文主义的国家里，教会与政府被分开作为生活的两个不同范畴。在这里，颁发博士文凭既不需要听众公众的意见，也不需要教皇的批准或教会的按立，完全是科学本身的决定。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尽管大学已伏首在教皇之下获青睐，罗马天主教仍然对科学施加压力，对那些发表自己创新观点的科学家们施以骚扰、指责和迫害。教庭不仅在教会里压制正确的观点，也常常使学术界无言论自由可谈。这样，正确的东西要想在社会中推行，就不能靠谬误之间通过坦诚的辩论，而是要靠在法官面前的胜诉才能站立得住。于是，科学的自由就受到了损害，教会解决不了的科学问题就只好由法庭来判决。于是，胆小怕事的就保持沉默与顺服，而那富有勇气不肯屈服的就被砍断了翅膀，假如他执意要以试着用断翅来飞，那么他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如果有人出版太大胆的见解，他就会被视为罪犯，等待着他的是宗教裁判团和火刑架。当时的教会坚持认为，所有值得人去认识的东西早已有了答案，并且是绝对的答案，他们不知调查研究为何物。当时的教会也根本不知道那为科学所预备的巨大的任务，正从中世纪的沉睡中苏醒过来，也不知道“为生活而奋斗”是科学在执行其任务时必不可少的原则。教会没有把科学的曙光看作是正在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反而把它的朝霞视为对世界形成威胁的星星之火。因此，她自以为义地、责无旁贷地要去扑灭此火苗于未燃之际。

假如我们处于当时的时代，对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理解，但我们要谴责的是这种现象背后的理论，假如全世界都支持这种理论的话，那么新生的科学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在这件事上，加尔文主义是配得称赞的，它弃决了这种有害的立场。首先找到了普通恩典的理论，不久之后又为各国在科学迫害中遭难的人们提供了安全港。就像在其它许多事上一样，的确，加尔文主义并非马上就懂得他们所采取的这个立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废除了教会领导、干涉科学的做法，然而这个富有勇气的观点，假以时日，必定导致言论自由，使教会的工作集中在“特殊恩典”的范畴内，在她的权力范围之外，就是“普通恩典”的广泛而自由的天下。其结果，针对科学观点的刑事法律渐渐地失去了意义。这里仅举一例：当时有位叫卡帝斯的学者不得不离开罗马天主教的法国，来到加尔文主义的荷兰，获得安全。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一下，为了使科学得以发展，必须先创造出一种对科学的需求。为此，人们的思想必须先获得解放。然而，只要教会仍然对整个社会生活管头管脚，束缚就会继续下去，因为生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将来天上积德。享受地上的东西必须要得到教会的认可。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人若想要热情地投身、从事地上的事，那简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人所有的热情都应该放在永恒的事上。当时的人们没有认识到，除了盼望永远的救恩之外，基督教还有一项神圣的责任，一个伟大的任务，那就是认识、管理这个宇宙。这个新概念是由加尔文主义首先向人介绍的，它把每一种关于地上生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积德、为了准备将来天上的祝福这种概念毫不留情地连根砍断。每一个加尔文主义者都清楚，天上的祝福不是靠人的行为而是来自蒙神重生与圣徒坚忍到底。在此教义之下，对得救的确信取代了兜售赎罪卷的勾当（注：宗教改革之前罗马天主教发明的收敛钱财的方式）。加尔文主义使基督教回到当初神创造世界时所立的顺序：“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地上各样的活物”（创1：28）。基督徒的生活是寄居的，这一点没有变，但作为寄居的，加尔文主义者在走向我们的永恒之家的路上，在地上仍然有重要的任务。展现在人周围的是整个自然界和宇宙万物，在这片广阔天地里，有着无数的工作要做。加尔文主义者在他的劳动里献上热情与能力。因为整个天地里的一切，按照神的旨意都要服从于人的管理。因此，在我的祖国，宗教改革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农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大发展。这种举国上下的新生活唤起了新的需要，为了征服、管理全地，就必需要有海洋学和所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因此，人民对自然科学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自由的热情并付诸于行动。在此之前，政府、教会是不鼓励人们去从事科学的。

下面，我要来讨论最后一点。科学的解放必然导致各种不同原则的冲突，唯有加尔文主义为此冲突找到了答案，这里所说的冲突是指自由的调查、研究所导致观念上的冲突。各人对生活，对世界都有不同的观念，这也是不同学派或不同思潮的结果。例如，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康德学派与里格尔学派（注：两者都是德国哲学家）；法制主义者与道德学家。医学上，有顺势疗法与对抗疗法；地质上有火成论与水成论，自然科学上有达尔文主义与反达尔文主义；语言学上也有完全不同的学派；哲学上，形成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总是争论不休……。到处都有争论、冲突与争斗。这些冲突有时并不是因为各人之间的不和，而常常是严肃认真而又充满热情的。然而，这一切的冲突都可以被归纳为原则的冲突。原则上的最大冲突就是那些相信三位一体神和他的话与那些自然神论，泛神论和自然主义者之间在如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上的冲突。请注意，我没有说是信仰与科学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每一门科学都是从相信开始的。信仰与科学不仅不冲突，相反，脱离科学的信仰是迷信、是假的。每一门科学在我们的内在意识上，感官运作上和思想方法上都以相信为前提。科学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在特殊现象后面有隐藏着的普遍的东西。我们对生活有相信的前提，对指导我们行为的原则更是以相信为前提的。这就说明，所有对科学研究极为重要的各种原则不是来自证明，而是在我们的概念里，在意识中建立起来的。

另一方面，每一种相信本身都想要表达自己。要表达，就需要词汇、名称和表达方式。这些又必定是思想的结果，这些思想不仅本身之间相互关联，也与我们的环境、时间与永恒相关。我们的意识中一旦出现相信，科学和表达的需要就随之而来。所以，冲突不在于信仰与科学之间，而在于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即：这个世界是属于正常状态呢？还是不正常状态。假如宇宙是处于一种正常状态，那么它就是在从原始状态渐渐向理想状态进化的过程。但是，假如这个宇宙目前的状态是不正常的，那么它已被打扰了，唯有重建才能达到起初的目标。在科学的范畴里，没有哪两个对立的思想、原则比上述的这两种更经渭分明了。持正常论观点的人只看自然数据，他们竭尽全力，分析、检查因、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找到一种可以解释所有现象的答案誓不罢休。他们也尊重信心，但只是在某种形式上的信心，即：必须是与人的一般意识相和谐的信心，并且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的，在物质上，他们否认创造论，只接受进化论——过去没有起始点，未来也一直在进化，直到消失在无穷远。他们认为，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从生命的低等状态进化而来。他们坚决否认神迹，认为只有自然规律统治一切。他们否认罪，只承认道德从低等向高等的进化，如果说他们能够容忍圣经的话，那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所有不能以人的逻辑来解释的必须统统删除。假如一定要有一位基督的话，那不过就是以色列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同样，关于神，更确切地说，关于超然存在，他们所持的观点就是不可知论，那是隐藏在可见世界后面的，或者泛泛地藏在于万物之中的，人头脑所形成的概念。

另一方面，持不正常论的人，承认有微观进化，但坚信万物之初皆出于创造而不是进化，坚决反对正常论的观点。他们不可动摇地相信人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因为只有人才反映了神的形象；罪毁掉了人最初的本性，人生来就有罪，因而是背逆神的。因此，他们认为神迹是修复不正常状态的唯一方法：重生是神迹，圣经是神迹，基督是神迹，是神本身降卑到我们中间来。因着不正常状态的重生，他们就不断地在三位一体神里，而不是在自然之中找到真正的正常。

因此，相互冲突的不是信仰与科学，而是两种科学体系或者说是两种科学论述，两者都有各自的信仰。发生冲突的双方也不是科学与神学，而是科学的两种绝对形成，双方都认为自己对人类的认知起主导作用，双方都以对超然个体的概念为自己一方世界观的起始点。泛神论主义，自然神主义和整个现代神学都归属于正常状态论的大旗之下。

正常状态论与不正常状态论这两个科学体系之间，不是一种相对的，可以和平共处的对立关系，双方都竭力地驳斥，完全地否认对方对于人生全部范畴内的观点与立场。无论哪一方，假如他们不如此行，那么就是对自己所相信的不诚实，不严肃，也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的最基本要求，即：思想、观念的一致性。

假如一个正常状态论者认为创造论；人按神的形象被造，堕落之罪：基督道成肉体，重生；圣经是神的启示等有一丁点儿的可能性的话，他就是一个脚踏两只船的人就是背弃科学之称的人；反之，一个不正常状态论者若把创造论部分地改变成进化论，不认为动物是以具有人的形象的原始型被造物，而认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放弃人最初被造时是义的这一概念，竭尽其能地把重生、基督、圣经都归为出于人而不是出于神，这一切就使他成为一个两面派，一个不科学的人，不配与我们为伍。

正常状态论与不正常状态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两者的出处毫无相似之处，犹如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一样。你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无论你选择的是哪一方，作为一个科学的人，你必须保持一致，不仅是神学，也包括你的全人，你的世界观、生活观。

在欧洲历史上，很久以来，我们不正常状态论者的确是说了算的，我们的对手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与我们争辩，随着古老的外邦文化的衰弱，基督教世界观的兴起，万物都是神创造的这个概念很快地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具有起初的义，并且因着罪，最初人与神之间的和谐关系被破坏，为了使这种被破坏了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到起初的和谐，神以不正常的方式引入了重生，基督作中保和圣经。长期以来，嘲笑这些观点的人一直存在。此外，还有相当多的人采取的则是无动于衷的态度。但是，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真正以科学方式来反对公认的基督教世界观的人屈指可数。文艺复兴无疑带来了一股不信之风，人文主义激起了人们对希腊、罗马思想的热情，这是凡帝冈也感觉到的。的确，作为基督教的反对势力，正常状态论是从中世纪结束时开始的，但此后的几百年里，大部分哲学家、法学家、医生和物理学家都没有对上述的基督教直接进行挑战。直到十八世纪，反对之声采取了行动。这一转变是从新的哲学开始的。正常状态论者们第一次宣告说，基督教世界观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从怀疑开始，然后意识到自己对基督教的根本性的对立。从那时起，各种反对立场渐渐地发展成为哲学体系，它们之间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否认不正常状态论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哲学思潮一旦在政界、科学界站住了脚，就立即引入了一个假设，一个无限的正常进程是他们的起始点，接着就在法律学、医学、自然科学、历史学等等范畴内开始他们的研究。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公众中引起了一阵突然惊恐失措。由于很多人本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这种表面看上去有点不情愿的状况很快就改变了。在短短的二十五年时间里，正常状态主义者们就征服了各个领域。唯一没有加入这种赞美“现代思想”大合唱的，是那些具有真正信仰，坚持不正常状态论立场的人。

在此第一波的巨大冲击之下，他们倾向于咒诅所有的科学，退回到神秘主义的帐篷里去。诚然，神学家们也曾试图从护救教学的角度来捍卫信仰，然而这却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就好像一个人试着要调整歪了的窗框但却不知道房子的基础已经摇摇欲坠了。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才华的神学家们，特别是在德国，以为只有接受这些新哲学才能维持基督教。这种哲学与神学混合产物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所谓的中间神学，它在神学上越来越糟，而在哲学上却日益发展，直到现代神学把彻底清除自己的不正常状态论神学引以为荣，把基督看作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并且也是有罪的；把圣经视为充满了神话，传说和寓言的一本文学集。诗篇作者的话在他们身上完全应验：“我们不见我们的标识，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作记号”。所有的不正常记号包括基督和圣经都被连根铲除，正常状态论成了真理的唯一标准。前面我已经说过，这里再重申一下，我们对此根本不感到吃惊。一个主观地看他自己，客观地看他周围世界，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的。否则，作为一个科学的人，他就是不真诚的，因此，若我们暂且不论人在神的审判面前应负的责任，从道德角度上看，我们对他的个人立场是无可非议的，他主动离开教会也就自以为是一种勇气。

假如上述这些确实是冲突的关键所在，那么加尔文主义给我们指出的就是在此紧张冲突中不可战胜的立场，它不是忙于徒劳无济的护教学，也不是把大事化小，而是直接回到人的内心意识上去，因为每个人的科学都是源于内心意识。每个人在看待事物的不正常状态特性上不尽相同，假如事物的正常状态未被破坏，所有人的内心意识都会相同，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些人内心，罪的意识非常强，但这在另一些人则根本无所谓。在一些人身上，因着蒙了重生，他们对信仰确有把握，明确无疑。而在另一些人，则根本无法理解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一些人，圣灵在他内心的见证响亮而坚定，但在另一些人则对此见证闻所未闻。因此对罪的意识，对信仰的确信和圣灵的内在见证组成了每一个加尔文主义者的内心意识。没有这三样，他就没有内心意识。对此，正常状态论者是不承认的，因此他要把他的内心意识强加给我们，并宣称说我们的内心意识必须和他们的一样。以他的观点，除此之外，别无可能。因为他若承认他的意识与我们的意识间可能真的有差别的话，那么他就会承认事物的正常状态是有破绽的。同样，我们也不会认为在他的内心可以找到我们的意识。的确，加尔文认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颗“信仰的种子”，无论人承认不承认，在心理承受巨大压力时都会使他的灵魂战兢而产生“有神的感觉”。但加尔文同时认为，信的人与不信的人内心意识不可能相互认同，相互反对是不可避免的。未蒙重生的人不可能对罪有很深的认识，不信的人是不可能对信仰有把握的。没有圣灵内在的见证，一个人是不能相信圣经的。这一切正如基督自己的教导一样“人若未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如使徒保罗所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然而，加尔文并没有让不信者以此为借口。总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在自己的良心里承认，但对于事物的目前状态，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内心意识，有两种：一种是蒙重生的，一种是未蒙重生的，两者之间不可能相同，在一种里面找不到另一种。那些没有意识到损坏的，就认同正常状态论，那些经历了损坏，经历了变化的，就在内心意识里知道了什么是不正常状态。假如一个人的内心意识是他的起始点，那么每一个科学者都会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冲突双方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任何想要促使他们和好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作为诚实的人，双方都有责任要建立起与自我意识相符合的关于宇宙的科学观念。

于是，你们马上可以看出加尔文主义对于这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科学不再被轻视、被扔在一边。相反，科学对于整个宇宙和其间的万事都很重要。你的科学必须是一个整体。正常状态论者与不正常状态论者的科学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调查研究的结果，而在双方不可否认的自我意识上。我们所捍卫的是科学自由，我们所反对的是她那暴君般的孪生姐妹。正常状态论者试图要想伤害我们的良心，他对我们说，我们的良心必须与他的步调一致；我们所想象出的每一件事都是幻觉，因此当被定罪。换言之，正常状态论者想要与我们较量的，就是我们心里最大最圣洁的礼物——我们的清洁良心，那是我们对神的感激之情的源泉。他把我们视为比生命更为宝贵，更为确切，在神面前的良心称为是谎言。对此，我们信仰之心对神的忠诚与自毫叫我们起来反抗。我们轻看在此世界上遭轻视、遭逼迫，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来控制我们的良心。我们不会攻击正常状态论者从他自己的良心出发所建立起来的科学。但假如别人要攻击我们的良心所建立起来的，那么我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它，因为那是我们的权力与自由。

不久前，非正常状态论者的立场、原则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里，在科学界被视为公理，那少数几位持反对立场的正常状态论者是很难找到一席之地的。他们不是被迫害就是遭开除，最多也就是得到宽容。但眼下不同了，他们成了当道者。他们占领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职位。结果，非正常状态论者被赶了出来，不得不为自己找一片枕头的地方。从前，我们对他们颐指气使，今天这种对他人自由的侵犯之罪反过来报复我们，这也是神公义的审判。现在的问题是，那为他们赢得眼下胜利的勇气、忍耐和力量是否能在基督徒学者们身上找到并且更强更大，愿神赐给我们！你不可能，甚至连想都不用想，要剥夺他人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他们出于自己的立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想抵毁你看为圣洁的东西。我们不应为自己受伤的科学良心寻找安慰，也不必以神秘的感觉或不承认来作出路。相反，我们的对手所付上的精力，所表现出来的彻底性应该激励每一位基督徒学者回到自己的思想原则上，发奋图强，在这些原则指导下，重新全力以赴去进行科学研究。假如我们想以这样一种念头来安慰自己，即：把科学研究都拱手交给我们的对手并无大害，假如我们只满足于救恩神学上的成功，那么我们就无疑成了一只把头埋进沙里的驼鸟。这就尤如人知道整栋房子已经起火，却还只躲在楼上避难一样愚拙。加尔文早就懂得这一点，他曾要求（日内瓦大学）建立基督教哲学，让每一位教授，在每一门科学里都允许对立原则的存在。你若对事物的真实情况视若无睹，你是找不到安身之处的。无论是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物理学家，他们的每一个发现你都应当予以重视。当然，他们加在这些发现后面的假设，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我们不能接受，但你必须记录下每一个客观事实和数据，以与他们一样科学态度来进行研究。为了实现这一切，大学必须来一场大变革，就如当初加尔文主义兴盛之时一样。

根据加尔文主义的要求，教会与政府都不应该干涉大学（这当然不是指经费上的赞助而是指行政上的干予），好使大学在自己的土壤里扎根成长，欣欣向荣。（译注：最后两段略）

摘自《加尔文主义系列讲座》 亚伯拉罕·凯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