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定论第二十八章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发展二在英国英格兰法国荷兰

预定论第二十八章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发展二在英国英格兰法国荷兰

〖 三、加尔文主义在英国 〗 我们只要稍微浏览一下英国历史，就知道是加尔文主义使抗议宗主义在英国所向披靡。玛莉女皇(Queen Mary)在位时，有一批抗议宗领袖逃到日内瓦，后来伊丽莎白女皇(Queen Elizabeth)在位，他们才回到英国，在教会中担任重要职位，其中还包括日内瓦圣经译本(Geneva version of the Bible)的译者们，这译本很多地方承袭加尔文与伯撒*(Beza)的研经成果，成为当时最通行的圣经英译本，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才被英王雅各译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取代。加尔文的影响力也表现在英格兰教会*的三十九条*中，特别是第十七条谈预定论。甘宁汉已经考证过，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时，英国的国立教会*所有的大神学家都是彻底的预定论者，而罗得*(Laud)和他之后的主教主张阿民念主义，则是偏离原始立场的作为。 我们如果要找英国的真英雄，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加尔文主义者；这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坚持更纯净的敬拜、更纯净的生活，这也使他们得了「清教徒」*(Puritans)的绰号。麦考莱说他们「也许是世上有史以来最出众的一群人。」班克鲁(Bancroft)说：「是清教徒使英国人成为抗议宗。」司密斯则说：「这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难以尽述。英国抗议宗将圣经解明，使人在灵性上、悟性上都得自由，于是抗议宗不只是美洲殖民地的信仰，更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的信仰，而这民族充满朝气，繁衍众多，三百年来把他们的语言、宗教、制度传到世界各地。」(注一) 克伦威尔*(Cromwell)是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伟大平民领袖，加尔文主义是他安身立命的信仰，稳如盘石；他也招募一批同样尊奉加尔文主义的勇士，成为一批纯净英勇，举世无双的军队。麦考莱说：「克伦威尔的军队不论在英国或欧洲大陆都所向披靡。这群清教徒战士在英伦三岛和法兰德斯(Flanders)虽然屡遭艰难，有时甚至必须以一敌三，但是他们不但从未失败，更是每次都能瓦解所有抵挡的势力，最后他们英勇到一个地步，认为只要是争战之日，就必定也是某种程度的得胜之日；他们即使面对全欧洲最著名的劲旅，也是充满自信，嗤笑敌军。当时被放逐的英国保皇党虽与克伦威尔为敌，但是看到克伦威尔的军队如此英勇，也不禁以同为英国人为荣；他们在敌众我寡、众叛亲离的劣势下，仍然一举击溃西班牙最精锐的步兵；法国的护城河才刚被法国最骁勇善战的将军夸为固若金汤，他们就在其中杀出一条血路。」他又说：「克伦威尔的军队与其它军队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全军上下都有严谨的道德，敬畏神的心。即使最狂热的保皇党也承认，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没有一处让人听到脏话，看到醉酒、赌博；而在克伦威尔的军队长期统治的地方，良民财产得以保全，妇女也受尊重；没有女仆申诉受军人调戏，金饰店也没有丝毫黄金被夺。」(注二) 被誉为全美国两大历史学家之一的费斯克(Fiske)教授说：「如果说十七世纪的人类政j治前途取决于发生在英国的各种问题，也不算太过分。如果没有清教徒，恐怕全世界都没有政j治自由。有史以来，如果曾经有人为了全人类的理念舍命，那就非克伦威尔的铁骑兵团莫属了，他们以圣经为口令，以赞美诗为战歌。」(注三) 当抗议宗的殉道者死于皮德蒙(Piedmont)谷，当独裁的教皇坐在他奢华的宝座上，收集他周围沾满血迹的衣服时，只有清教徒克伦威尔在议会与全国国民同心的支持之下，上书要求停止迫害。 克伦威尔曾经在三个不同的场合被人劝进称王，但是他都拒绝。我们看见清教徒在教义上是加尔文的嫡系，几乎按着字面遵守加尔文的教导；只有他们保守了英国的自由火花，使它继续发扬光大。费斯克教授说：「人类进步到今天这个地步，拜约翰．加尔文之赐甚多，他的贡献实难高估」。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没有人能贸然否认这句话。 马飞治在他那本篇幅短小，内容宏伟的著作《历史中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 in History)中说：「我们如果再问一次：『是谁使英国最后大得自由？』，历史告诉我们：『是著名的加尔文主义者，俄冉遮(Orange)太子威廉(Williams)』。就像麦考莱说的，威廉在加尔文强而有力的逻辑里找到一种东西，正合他的理智与性情。他信仰的主轴是预定论。他讲究逻辑，目光锐敏，所以公开表明：要他放弃预定论，就等于要他放弃相信宇宙中有一位护理万有的主宰；如果这样，他就只能作一个享乐主义者了。他说的正对，因为预定论与『有一位主宰护理万有』是同一件事。如果我们这个人前后一致，那么只要我们接受前者，就得接受后者。」(注四) (注一)Smith, The Creed of Presbyterians, p.72. (注二)Macaulay, History of England, I., p.119. (注三)John Fiske, The Beginnings of New England, pp. 37, 51. (注四)McFetridge, Calvinism in History, p.52.

〖 四、加尔文主义在苏格兰 〗 要查验一个信仰体系的实际果效，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公认受这个体系影响好几代的国家或民族，仔细查考他们的现况。例如我们查验罗马天主教，就可以去西班牙、意大利、哥伦比亚或墨西哥，观察那里的宗教与政j治就可以看出罗马天主教的果效。如果我们打算这样查验加尔文主义，可以去一个国家看看，这国家长久以来几乎都以加尔文主义为唯一的信仰，就是苏格兰。马飞治告诉我们，当加尔文主义还没有来到苏格兰之前，「极大的黑暗遮蔽大地，盘踞人心，辖治百姓的心灵，好象无止境的恶梦」(注一)。 司密斯说：「加尔文主义来到苏格兰，那时当地居民还受罗马教会奴役，被神父辖管，无知而可怜，肉体上、精神上、道德上都败坏了。巴克尔(Buckle)形容他们『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都污秽不洁』，『穷苦可怜』、『过度无知，极度迷信』，『迷信已深植他们心中』。然而诺克斯*(Knox)在苏格兰研读圣经，已经体会到一些预定论的精神，后来到日内瓦受教加尔文门下，更彻底领悟这伟大的教义，并且传给苏格兰人。这教义闪耀在苏格兰人心中，带来的转变实在令人惊异，好比万古长夜中忽有日光照耀......诺克斯使加尔文主义成为苏格兰的信仰，加尔文主义则使苏格兰成为全世界的道德标准。加尔文主义在哪里兴旺，那里就愈少犯罪；今天全世界公认最有道德的民族，也就是最彻底奉行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主义在哪里影响力最大，那里的道德水准也最高，无论是个人或国家都是这样。这绝非巧合，不容忽视」(注二)。喀莱尔*(Carlyle)说：「我们真的可以说：诺克斯使他的国家从死里复活了。」佛劳德则说：「如果没有约翰．诺克斯，就没有今天的苏格兰。诺克斯就是这等英雄人物。』 我们如果说苏格兰的长老会是日内瓦改革宗教会的后裔，一点也不为过。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虽然比较晚，但改得远比英格兰更彻底，更根本，也因此创立了奉行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只承认基督为教会元首。 如果有人问：「苏格兰宗教改革中，谁是神所使用的主要器皿？」，答案很简单：就是约翰．诺克斯。种下宗教自由与社会自由的种籽是他，使社会改换一新的也是他。没有诺克斯，苏格兰无以成国。沙夫*(Philip Schaff)说：「诺克斯是最伟大的苏格兰人，正如路德是最伟大的德国人一样。」 沙夫又说：「诺克斯这位苏格兰的改教英雄虽然比加尔文大四岁，但是在加尔文门下谦卑受教，而且比加尔文更奉行加尔文主义。诺克斯在『血腥玛莉』(Bloody Mary)执政的五年间(1554年至1559年)被放逐，多半住在日内瓦。他在那里看到一个『从使徒时代以来最完全属基督的学校』。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殷勤带领苏格兰人脱离中世纪的半野蛮状态，并以加尔文的教导为范本，把近代文明之光带进苏格兰，使他在抗议宗的宗教改革史上的名声仅次于路德、慈运理、加尔文。」(注三) 佛劳德说：「翻遍整本宗教改革史，我们在苏格兰岛找不到一个人比诺克斯更伟大......。现在该是英国历史还给诺克斯一个公道的时候了；如果不是诺克斯，我们的宗教改革就会失败；是诺克斯带起的那股风潮救了苏格兰；如果苏格兰重归罗马天主教手下，那么不管伊丽莎白女皇座下群臣的智能多么高超、她手下主教们的教导多么引人入胜，她自己的诡计多么高明，都难保英格兰不会经历一场革命。是诺克斯教导罗司安(Lothians)伯爵的农奴说他们是自由人，在神眼中与那些蹂躏他们祖先、傲慢至极的同辈或高位圣职者*(prelate)平等。他是玛莉皇后不能软化、麦特兰(Maitland)家族不能欺瞒的对手；他使国内贫苦的百姓奋起、刚毅、坚忍。这些百姓也许脾气有点硬、见识有些偏狭，甚至迷信，却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无论国王、贵族、神父，都不能迫使他们就范。不过诺克斯虽然贡献这么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原本应该尊崇他的人，却对他忘恩负义。」(注四) 早期苏格兰改革宗的神学是以预定论的原则为基础。诺克斯的神学直接取自日内瓦，他主要的神学著作是一篇针对预定论提出的论文，这篇论文痛批当时在英国和别处流行的一些不严谨说法，见解犀利，下笔澎湃，遇到难题也不退缩。在十七、八世纪，苏格兰的农民对预定、拣选、遗弃、代赎的范围与价值、圣徒永蒙保守......这些教义很有兴趣，只要讨论这些题目，他们都聚精会神，侧耳倾听。这些教义以苏格兰为起点，南下先传到英格兰、爱尔兰，又横渡大西洋传到美洲大陆，所以有人说苏格兰是「近代长老宗主义*(Presbyterianism)的祖国」，实在当之无愧。 (注一)McFetridge, Calvinism in History, p.124. (注二)Smith, The Creed of Presbyterians, pp. 98, 99. (注三)Schaff, The Swiss Reformation, II., p.818. (注四)Froude, History of England, p.437.

〖 五、加尔文主义在法国 〗 当时法国也点燃一股自由、冲劲、活泼的加尔文主义之风。「加尔文主义在法国称作胡格诺派*(Huguenots)。这群人的性格是世人知道的。他们道德纯净，行事英勇，不管是在本国受逼迫，或是被放逐到异乡，不论敌友都一同惊叹」(注一)。大英百科全书说：「他们的历史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奇迹，说明一个坚强的信仰会产生何等持久的力量。他们的坚忍事迹是宗教史上最值得注意的英雄故事。」他们也是法国境内勤奋工匠阶级的主要成员，而「诚实如胡格诺派人」已成格言，代表他们人格之崇高。 1572年八月廿四日是一个礼拜天，也是圣巴多罗买日；当天有许多抗议宗信徒在巴黎被人暗算，惨遭屠杀；同样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来也在法国各地重演，持续了好几天。在圣巴多罗买日被杀之人数各方估计不等，从一万人到五万人都有。教会历史家沙夫的估计是三万人。这次疯狂的逼迫使无数抗议宗信徒逃往荷兰、德国、英国与美国。这事件使法国蒙受难以弥补的损失。英国历史家麦考莱论到那些从法国逃到英国定居的抗议宗信徒，有以下的记载：「他们中间最卑微的人，都超过欧洲任何国家一般百姓的知识道德平均水准。」大历史家李杰(Lecky)自己是个不带感情的唯理主义*者，他的说法是：「南特上谕(Edict of Nantes)被撤，导致胡格诺派被灭。胡格诺派是法国国民中最坚强、最恭谨、最有德性、素质最整齐的一群人；他们被灭，代表法国最后一道防线也消失了；原本这道防线也许可以阻挡邪恶与不信的洪流蔓延；但是现在邪恶与不信的势力肆无忌惮，到处横行，国民品格自然就低落了；一百年之后，这股邪恶与不信的狂流淹没了教会与国家，使教会与君王反倒向这股狂流俯伏称臣，尝到他们之前种下的苦果。」(注二) 瓦波顿说：「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就知道当时的逼迫何等残酷不公。法国人最宝贵的鲜血淹没沙场，最耀眼的天才下到监里，无人闻问，挨饿受冻；最高风亮节的贤士好象林中野兽，遭人无情追杀」，又说：「他们在各方面都远比他们的同胞优秀。他们的生活严谨，冷静节制、道德纯净、习性勤勉、远离不洁，不沾私欲，使他们的生活不至于像当时其它法国人一样受腐蚀；如果我们想知道他们信仰的原则是真是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他们在生活中的表现；即使他们的敌人也同意这一点。」(注三) 当时的法王生活放荡，而且透过贵族阶级传到平民；教会已经腐化到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唯一表里一致的就是它的残忍。修道院成为罪恶的温床，独身本来是为了守贞，现在已经变成不贞不洁的污秽泉源。国家与教会的腐败、淫荡、专j制、讹诈已非笔墨能形容；赦罪可用钱买，赦罪卷这等可耻的交易有教皇认可，有些教皇简直就是充满罪孽的怪兽，平民无知到令人胆寒，教育被贵族与神职人员垄断，许多神父甚至是文盲；整个说来，社会已经解体了。 这虽然只描述到黑暗面，但绝不夸大，我们只要补充一点光明面的描述，就算是报导平衡了。天主教内确实也有许多诚实的信徒，认真寻求体制内改革，不过教会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没办法在体制内改；真要改革，就非得跳出来与罗马天主教对立不可。 抗议宗的理念逐渐由德国传到法国，加尔文开始在巴黎活动。大家很快就认出他的才能，公推他为这个新运动在法国的领袖之一。他的热心招致教会当局的反对，于是他只得逃命。虽然加尔文在日内瓦定居之后，就没有再回法国，但他仍然是法国的改教领袖，重要的事都征询他的意见，他也协助胡格诺派制定信条与教会行政组织。历史学家都同意，后来鼓舞法国抗议宗信徒与教皇抗衡，与亲教皇的君王奋战的，就是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主义在英格兰有清教徒，在苏格兰有誓约派(Covenanter)；照样在法国也有胡格诺派。加尔文主义在这三个不同的国家中培育出同一种类型的人，这就是加尔文主义能塑造人格的最佳明证。 加尔文主义在法国快速传扬。根据费薛(Fisher)《改教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的记载，到了1561年，全法国已有四分之一的人信奉加尔文主义。马飞治提出的数字更高，他说：「不到五十年的工夫，这所谓『严苛的信仰』已经进入全国各个角落，将近有一半的人奉行加尔文主义，几乎每个法国的重要人物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人数之多、力量之大，甚至全国上下都好象一度被加尔文主义之风扫过」(注四)。史迈尔(Smiles)在他的《胡格诺派在法国》(Huguenots in France)这本书中写道：「我们很想知道，假设在抗议宗与罗马天主教对峙之下，整个法国在十六世纪末也归向抗议宗，(其实这也差一点就发生了)，那么加尔文自己既然是法国人，他的神学体系会怎样影响法国历史以及法国人的性格呢？」(注五)。如果这真的发生了，法国历史当然会大大改写。 (注一)Smith, The Creed of Presbyterians, p.83. (注二)Lecky, English History, Eighteenth Century, I., pp. 264, 265. (注三)Warburtom, Calvinism, pp. 84, 92. (注四)McFetridge, Calvinism in History, pp. 144. (注五)Smiles, Huguenots in France, p.100.

〖 六、加尔文主义在荷兰 〗 当我们查考荷兰反抗教皇高压统治，挣脱西班牙残酷管辖的奋斗史时，就会发现这又是加尔文主义历史中光辉的一页，也是人类历史中光辉的一页。异教裁判所*(Inquisition)在荷兰所施的严刑，只有少数其它地区可比。亚尔伐公爵(Duke of Alva)曾经夸口，他在短短五年内把一万八千六百个个异端人士送上刑场。毛特莱(Motley)说：「每天都有人上断头台，但是没有一人反悔......。这里有一群人，他们的精神最勇敢，受的痛苦最可怕，而他们的理念也最高贵，以致激发他们人性的光辉」。他又为我们描写当时的情景：「他们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男士们手拉着手走入火焰，女士们当活埋她们的人用铲子堆土在她们脸上的时候，仍在坑中高唱凯歌」。 毛特莱在另一本书里说：「按照权威学者统计，荷兰人为了服从查理五世的谕令，因『读圣经』、『藐视雕像』、『嘲笑基督的血与肉真存于圣饼』等罪名而被焚、被绞、被斩、被活埋的约有十万人；即使一般人粗估，也绝对超过五万人(注一)。荷兰人这样壮烈奋斗了约八十年，在这段可纪念的日子中，抗议宗信徒为了信仰，为了良心，死于西班牙人手下的人，比第一至第三世纪间基督徒在罗马皇帝手下殉道的人更多。加尔文主义在荷兰是殉道者，圣徒，英雄人物遵奉的信条，因为这个历史因素，自然享有极崇高的地位。 当时西班牙是全欧第一强国，前后三代矢志消灭荷兰抗议宗，践踏荷兰的政j治自由，但是结果失败。因为加尔文主义者定意按照自己的良心敬拜神，不受腐败的神职人员辖制，以致西班牙入侵，百姓受到最残酷的刑罚。当时有一群加尔文主义者搭救他们，这群人以俄冉遮太子(Prince of Orange)为首，历史上称他为「沉默者威廉」(Willaim the Silent)。凯波尔博士说：「假使当时撒但的势力没有被加尔文主义所激发的英勇气概击溃，那么荷兰历史、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可能直到今天都还在漫漫长夜中苦等；幸亏我们有加尔文主义，世界历史才可能像今天这样灿烂辉煌。」(注二) 假使宗教改革之后，在西欧没有兴起加尔文主义，那么英格兰、苏格兰、荷兰，势必都是妥协的抗议宗当道。这种抗议宗在这些国家恐怕也撑不下去，而且这种抗议宗还受罗马天主教影响很深，他们的妥协精神很可能使德国重回罗马天主教会的手掌。假设抗议宗在上述任何一国失败，很可能对其它国家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彼此的关系紧密，唇齿相依，同舟一命。如果说西欧其它国家的命运系于荷兰的奋斗结果，也不为过。如果西班牙打败荷兰，天主教必定气势如虹，英国的抗议宗就很可能不保。事实上当时天主教是期待英国重回她的怀抱。如果是这样，抗议宗自然不可能发展到美国，而整个美洲大陆很可能仍在西班牙控制之下。 我们继续回忆这段历史，还会发现这些殉道者几乎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信义宗与阿民念主义的殉道者相较之下只是凤毛麟角。正如福勒音(Fruin)教授所言：「不论在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英国，还是在其它抗议宗必须冒生命代价才能存续的地方，最后得胜的总是加尔文主义。」不管别人怎么解释这些现象，有件事总是事实，就是加尔文主义者是最有战斗精神的抗议宗信徒。 荷兰还有另一大贡献不可忽略。美国的开国先祖(或称天路客、清教徒先祖)当初因为宗教逼迫被逐出英国；他们还没有到美洲之前，先来到荷兰，和那里的信徒一同生活，而这些信徒的生活以加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极有益处的。这群天路客中最重要的领袖是克里福敦(Clyfton)，罗宾逊(Robinson)，和布鲁斯特(Brewster)，他们都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人组成尊贵英勇，举世难寻的铁三角。他们都是忠实的加尔文主义者，持守加尔文阐述的每一项基要观点。美国历史学家班克鲁称这批天路客为「与加尔文抱持同一信仰的人」一点也没错。 孟斯马(Monsma, J. C.)在他所着《加尔文主义对美国的贡献》(What Calvinism Has Done For America)一书中对天路客(清教徒先祖)在荷兰的生活概述如下： 天路客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莱登(Leyden)，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他们的领袖克里福敦决定留在当地，于是他们便选克里福敦的主要助手罗宾逊为领袖，作他们的牧者。罗氏坚信加尔文主义，只要有机会就表明反对阿民念主义的立场......我们从温斯娄(Edward Winslow)得知确凿的见证如下：阿民念主义在荷兰逐渐受人欢迎，荷兰神学家也与阿民念主义领袖伊皮斯科比*(Episcopius)展开一场辩论，每天都在莱登的大学举行。波利安德(Polyander)、侯米路斯(Festus Homilus)等荷兰神学家邀请罗宾逊加入这场辩论。罗宾逊欣然受邀，很快就被人视为葛马如派(Gomarian)(注三)中最大的神学家之一。罗宾逊在1624年以〈多特大会*教义辩护文等〉(A Defense of the Doctrine Propounded by the Synod of Dort, etc.)为题，发表一篇极有力的论文。多特大会有个著名的特色，就是每项决议都符合严格的加尔文主义精神，所以罗宾逊的神学立场如何也就不用问了。天路客和荷兰改革宗教会(即奉行加尔文主义的教会)立场完全一致，也和其它各地的改革宗立场完全一致。罗宾逊离开荷兰的前一年(1619年)发表他的著作《护教论》(Apology)，在这本书中罗宾逊以最严肃的笔调说：「我们在神、在人面前郑重承认，我们与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完全一样，以致我们可以随时签署荷兰改革宗教会发表于〈信仰告白合参〉(Harmony of the Confession of Faith)内的每一项信条。」(注四) (注一)Motley,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 I., p. 114. (注二)A. Kuyper, Calvinism, p. 44. (注三)葛马如*(Gomarus)是荷兰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1563-1641)，曾和阿民念主义有过一场大辩论。所谓葛马如派，就是指荷兰的加尔文主义。 (注四)Monsma, What Calvinism Has Done in America, p. 72,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