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趣是人的爱好,反映着人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良好情趣愉悦身心、陶冶情操。但个人情趣一旦突破道德红线、法律底线,就可能变成一种怪癖,危害身心、祸患他人的不良嗜好。
春秋时期,就有两个国君,他们的情趣爱好可谓是世间一大奇葩。一个好鹤,一个喜牛。
卫国国君卫懿公喜好养鹤。他给鹤以“臣子”待遇,皆有品位俸禄:上者食大夫禄,次者食士禄。懿公出游,鹤还要分班跟随,载在车中,号曰“鹤将军”。更不得民心的是,卫懿公经常厚敛于人民,给鹤交公粮,而人民有饥饿冻伤者,全然不顾及生息和命运。
祸患积于忽微。等到狄人入侵卫国,百姓纷纷逃避村野。愤怒的卫懿公抓住几个逃跑的百姓质问:“为什么不留下来保卫国都?”老百姓讥讽说:“只要有鹤在就足够了。”此时,虽然卫懿公痛下心来,驱散鹤群,但悔时已晚,最终被狄人乱刀砍死。
与卫懿公一丘之貉的,就是周惠王之叔子颓,一个篡位的短命“天子”,养牛数百头,亲自照料,用五谷喂养,还给牛被上锦缎做的文绣,取美名“文兽”。只要出入,一行人皆骑牛而行,随意践踏庄稼,横冲街市。郑厉公举兵伐周,可怜子颓临死之时,还赶着牛群出逃,只因牛儿行走太慢,被捕斩首。
两国君之喜好同样怪癖,结局同样可悲。百鹤、百牛,耗费钱财不可谓不多。为什么他们能培养出这样的爱好情趣,因为其手中握有的权力。他们有着巨大的公共资源供以任意的挥霍,更有众多的献媚者不时供以玩物。在权力和私欲的无限放大下,爱好越玩越大,玩得越大陷入越深,越深越难以自拔,直至发展成一种病态的情趣。最终因此而亡国丧命。古往今来,贪官们的情趣爱好,无不是在权力的寻租中,如水煮青蛙般,被逐渐被宠幸、被放大,直到撑破自己的皮囊。
适可而止,物极必反。情趣爱好只是生活的调味品。沉迷于情趣爱好,往往会分散精力,忘记职责,疏于工作;玩物丧志,消减意志,淡化信仰。轻则可能造成失职渎职,重则可能造成党和国家的利益损失。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对西餐情有独钟,最终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而主动投入国民党特务怀抱。北洋水师吸食鸦片成瘾,疏于训练,终酿成甲午之殇。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党员干部的兴趣爱好,小则是自身品德修养的体现,大则是党风政风的反映。
“巴豆虽小坏肠胃,个人性趣无小事”。每名党员干部一定要慎重择趣,让个人的兴趣爱好,少点酒腥味,多点亲情味;少点铜臭味,多点书香味。以自身良好兴趣,带动身边群众的生活情趣,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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