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枯木怪石图》
断断续续读完了《苏东坡传》，为苏轼所倾倒，也敬佩作者林语堂先生的才思。这本书初读有点晦涩，但并不难懂，大概是作者引用了太多的古文、古诗和古典，再加之翻译的缘故，需要耐心地品读，定会有不少的收获。若有充裕的时间，我当再次拾起这本书，跟随林先生笔下的苏轼再走这人世一遭。
林先生在序言中这样描述东坡先生：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是的，苏轼是如此丰富的一个人，无论是哪一个他，都能引起人们无限的关注，是活水，远远不断涌出清泉。可是，在我眼中，他又是那样单纯，我或许没再见哪个历史人物有如他那般率真和纯粹，纯粹地热爱生活，热爱他诗词散文句子里那些美好的事物。林先生也说：他有着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
他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曾对弟弟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所以，他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般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轼少年得志，之后屡遭迫害，坎坷一生，却又活得随心所欲。“乌台诗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监狱，在狱中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后，他被释出狱。出狱后他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处声明不厌低。塞上纵驰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之后贬至黄州，即现在的湖北黄冈市。他在黄州城东的山坡上耕种，虽然清苦，但也自给自足，而东坡居士的称谓也从此处来。在黄州，东坡先生的才情得到最大的释放。他会友，下棋，喝酒，周游，吟词，作诗，好不快活。夜游江上，对月饮酒，兴起而唱：“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个时期的他，讽刺不再苛酷，笔锋不再尖锐，是饱含温暖光辉、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绝世秒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留给世人伟大的遗产。一年零八个月以后，苏轼接到圣旨由黄州迁至汝州。原想在常州太湖定居，可再次被任命至登州做太守。皇帝驾崩，太后听政，司马光重新掌权。后回到京都，屡次擢升，身居高位，官拜翰林学士。苏轼无心政治斗争，再三请退，终得偿所愿，任杭州太守。可好景不长，皇太后去世，章淳为相，苏轼再获贬谪，流放岭南，迁至惠州。烤羊脊，试酿酒，与民为善，白鹤居，得有邻，思无邪。但好景太短，被远谪海南岛。潮湿炎热，可也无妨苏轼乐天豁达的性子。试制好墨，采药乡野，整理文稿，始终如一。后遇天下大赦，苏轼可随意居住，回到常州，他离世人而去，享年六十四岁。
如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形，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人虽矣已，而浩然之气长存。我们追寻的，也是他这留给后世的一身浩然之气。苏轼去世前两个月曾作《自题金山画像》：“生似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一生，在苏轼最后的口中，却以一种自嘲的方式做了回顾，苦中作乐，大概也从未觉得苦，我想这应该才是真正的阔达。
附上我最喜欢的苏轼的一首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世道维艰，一部分人深陷其中，为其烦扰，碌碌终日，心力交瘁。一部分人想要逃离，却为之奈何，然如苏轼，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所有的艰难困苦，愿我们都能坦然相对，笑看风雨，永远保持那份内心的超脱和天性的率真，世事浮沉，不灭的是热爱，是真心。
读的是苏轼的人生，最后想到的是自己的人生，见他人如见自己。我们可以崇拜谁，但不必成为谁，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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