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沈从文曾经说过：“我要建造一座希腊神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是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人生应当还有个较高尚的标准，指示还容许在文学和艺术上创造几个标准。因为不问别的如何，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 。
沈从文在 《从文小说习作选 》中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他的小说充满了写实与纪梦，他的小说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人事包括两部分，一是社会现象，即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即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把“现实”和“梦”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装饰、剪裁，处理极其恰当，他的小说写出时代与人生的“常与变”。
沈从文的小说世界是一首充满着湘西世界的田园牧歌，写出了“乡下人”自然的生命形式，不管是写苦难的下层人对生命欲望的渴求，闪烁着人道主义的美丽光辉的《柏子》，还是描写乡下人对生命“自然性”的热爱和恪守的《夫妇》 与《萧萧》，亦或是刻画乡下人的悲悯，官府、兵匪、自然等对乡下人生命和生存的摧残的《菜园》都充满了生命的仪式感和厚重感，让人读完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洗礼。
在传统的湘西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沈从文也对湘西传统文明消散表现出了应有的隐忧，在其名作《边城》中写到：“美丽总是令人忧愁的”，在其著名长篇小说《长河》中他写到：“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做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真正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他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所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朴素所表现的样式，加以解剖与描绘。”“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沈从文在湘西世界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中，也表明了自己的鲜明态度，湘西世界是单纯的、纯洁的，而现代文明的世界都市则是虚伪、庸懦的，他写出了这个沉沦的人性天地里，企图摆脱泥淖的挣扎，其代表作《都市一妇人》 《如蕤》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这些作品，集中提出了沈从文反庸俗的要求，沈从文的作品总是以其独特视角用“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谬。
沈从文在“湘西世界”和都市题材中的人性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性爱内容的不同态度上。其笔下的湘西世界的人生形式，既带有很大的理性成份，也带有很大的想象成份。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而这种“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也就是说，神、爱、美，三者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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