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重要性是勿庸多言的。不过，我相信很多国人初读《论语》，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困惑——这些不离平常日用的人生格言真的有那么伟大吗？
不光是普通读者，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有类似的阅读感受：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它的体例上。《论语》其实只是一部孔子弟子的听课笔记汇编。当年，诲人不倦的孔子离世了，学生们茫然无所依从，欲再亲聆法音而不可得，只能把孔子的言论收集起来，时时温习，并借以使之传播久远。
问题是，面对着一堆零碎的材料，如何编排？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历史的和逻辑的。如果以历史为线索，那就应该把孔子的话作一个编年，后人按图索骥，找起来也方便；如果以逻辑为线索，那就要把握孔子思想的脉络，呈现出理论的结构性。
看起来，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论语》最后就编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前言不搭后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简直就是杂拼。就像一个本来完整的陶器，现在被打碎了，盛在一个盘子里，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过目，看一百遍也是碎片。不少人说，全书看完了，感觉跟没看差不多。
如果我们认定了这本书就是一个杂拼，那就意味着只能对它进行碎片化感知。李零说：“《论语》要打乱了读”。我们不妨换个说法——“《论语》要理顺了读”。
不过在理顺之前，我还是有兴趣还原一下本书当初编集情况。我不相信当年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编写这本书时，会一点规划都没有。我们能借今天的文本逆推当初编者的心思吗？我在解读《论语》之时，每次打开新的一篇，都试图借想象还原当初编辑者的用心，这使我的《论语》阅读平添了一种趣味。当然，我也感受到他们在处理杂乱无章的语录时那种无力和无奈。
不过换一个角度讲，我也庆幸，幸亏当年的编辑者的无力与无奈，使这些材料基本上以原始状态保留了下来。后来在阅读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些意义的片断，相当于七巧板，乃至N巧板，于是重新拼合乃至组合便有了无限的可能和趣味。当我们把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章合在一起，有如化学实验室的化合作用，它们发生了奇妙的反应，一下子激活了全新的意义，这种阅读感受是他书所缺乏的。正如陶渊明所说，每有所得，便欣然忘食。我重读《论语》，一次次灵光闪现的时刻让我颇为愉悦。
今天，我们对于《论语》中的某些话感到费解，或者有争议，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看到，就在孔子与弟子交流的现场，误解就在随时发生着。我们今天看不明白的好多地方，当时的弟子也未必真明白。孟孙问孝于孔子，子曰“无违”。孟孙便没有下文了，也不知道他听懂没有。后来樊迟就没懂，于是追问了一句。到了汉代，王充就说，孟孙问孝，子曰“无违”，孟孙未曾追问，安见得他就不会理解成对父母言听计从呢？其实我们今天的日常交流，曲解现象也处处存在，那就更不必苛责今人要对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理解。
有时，某种思想以误解的形式发挥作用，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孔子说“思无邪”，本来是说诗三百直抒性情，到了经学家和道学家眼中，就变成了没有邪念，在诗歌王国里存天理，灭人欲。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等清楚明白。伏尔泰说：“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们说的是一个意思吗？不是的，孔子的意思是，我不想要的，不要给别人；伏尔泰的意思是，你不想要的，不要给我。孔子的道德自律，一下子变成了伦理他律，成为欧洲人权观的伦理学基础。
自汉魏以来，对《论语》的解读堆积如山，其中三个注本最重要。一个是《十三经注疏》本，保存的大量的汉魏古注；一个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本，以理学思想阐释《论语》；还有一个是刘宝楠《论语正义》，是清代汉学的研究成果。后来者要爬过这些注疏者制造的大山然后才能走近孔子的文本，早已累得喘不过气来。
我一定程度上同意晚明张岱的话，孔子好好的白文，被经学家们阐释得支离破碎，让人望而生畏，所以他宁愿只读白文，然后自己渐悟。我们认识孔子，最好直接与孔子对话，心心相印，而不是与孔子的阐释者们对话。通往孔子思想堂奥的路有千百条，顺着前人探索的路径自然省力，但也往往会被前人导入歧途。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了空中飞行工具，空降也就可以了。自然，空中俯瞰前人开辟的道路有助于我们对罗马城的理解；有时找不到合适的空隆位置，我们还不得不顺着前人步行的轨迹再走一遍，但我依然会把重心放在终点上，而不是路途上。除非特别必要，我会尽量简化考据的过程，只提供我认为最为妥当的解读。至于古今学者在阐释中发生的分歧，不再一一罗列。如果读者对其他说法感兴趣，自行查阅参照即可。
当然，谁也不能垄断对《论语》的解读，经典的魅力也正体现在这里，这也正是新读不断出现的原因。朱熹积四十年功力作《四书集注》，自称增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他死之后，别人该增还要增，该减还要减，新的解读，不断出现。当代读者入门之书，一个是钱穆的《论语新解》，一个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还有一个是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鉴于当下普通读者主要是靠着这几本书走近孔子的，不妨对它们稍加评议。杨著的长处在于历史与文字考证，不足在于思想解读方面深度不够；钱著的优点在于他本人就是新儒家，对孔子有自家学问的体贴感，而其不足则是处处拔高圣人，反而远于人情；李著的好处在于文字比较轻松，但多一己之见，六经注我。
有时温故而知新，体现的不仅是个人的阅读经验，还有时代的阅读体验。朱熹无论如何想不到，孔子有一天还要面临全球化的考验，当儒家思想与普世价值相遇的时候，有些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但我相信，完整的孔子的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关公战秦琼式的挑战，如果他地下有知，他一定早准备好了对华盛顿的回复，至少也准备好了对伯利克里的回复。他去世的时候，爱琴海的伯利克里已经十六岁了，他们是有机会平等对话的。只是这个对话滞后了一千多年，直到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时代才真正开启。而今天对《论语》的解读，如果不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再走传统朴学和理学的路子，是没什么大出息的。而在东西方文化冲撞交流的大背景下重读《论语》，这使我们有了超越古人的可能。今人没有必要过自谦抑，站在巨人肩膀上，是不可能比巨人更低的。我们对前代巨人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今天看电影《窃听风暴》一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主人公说，一个真正喜欢美妙音乐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坏人的。我也想，一个真正喜欢《论语》和孔子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坏人的。鉴于这个时代正不断地产生坏人，我想凭藉一己之力，通过《论语》解读，尽可能让更多的普通人别变成坏人，也算是努力尽到对这个时代的微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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