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跨越的是西方国家数百年走过的长路，这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

若要给“美国梦”下一个定义，那就是任何人，只要肯努力，就能走向成功，至于那些与生俱来的身份特征，如种族、肤色、性别，至少不会构成成功路上不可逾越的路障。

在此意义上，美国梦讲述的就是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社会流动”：为什么出生在小商人家庭，却成为了名动天下的大教授？在美国梦的逻辑里，答案只有一个，在乎于此人的努力。

但是，在完成了《我们的孩子》写作之后，帕特南教授说，“我知道了自己先前的无知。”知道了自己的无知，让帕特南有了发自内心的敬畏：原来，成功不仅要靠个人的奋斗，还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没有了这道人生扶梯，社会流动陷入停滞，最终让帕特南做出全书的关键论断：

美国梦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基于贫富的阶级隔离越来越森严，由此将“合众国”区分为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美国，出生于什么家庭以及出身于哪个阶级，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命运。

当我们的主流社会科学仍视“阶级”分析法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时，美国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却在研究中身体力行地将“阶级”带回来。“在当代美国，一道社会藩篱正在成为50年代不可想象的新顽疾：孩子们的阶级出身。”

在全书中，帕特南用父母的经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定义孩子的阶级出身。横亘于两个美国之间的，是密不透风的阶级之别。

美国梦之危机，也就意味着，机会平等对于今天的穷孩子来说，只能说是一场幻象。帕特南的行文虽然张弛有度，却难掩悲天悯人的情怀：人生而平等，但从摇篮到坟墓，却无往不在不平等之中。

回到美国历史的进程，帕特南青春年少时，正赶上由罗斯福新政所开启的新时代——就在他出生的四年前，民主党人从同旧法院的斗争中夺取了新政改革的全面胜利。得益于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普遍的经济繁荣，让小镇上的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那个年代，一个勤劳的人不愁没工作，工会组织也强健有力，很少有家庭会遭遇失业或严重的经济困境”。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美国社会迎来了“一段相对平等的漫长时期”——“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发生于其间的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经济金字塔被夷为平地，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这种平等化的势头仍不减当年，也就是在这段平等主义的周期内，我和班上的同学们在克林顿港长大”。在这种普遍繁荣并相对平等的社会中，“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成长于完整的家庭中，生活在自家拥有的房产里，邻里之间友爱团结”。

饮水思源，帕特南所言的人生“自动扶梯”，是由新政民主党及其统治联盟所打造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然坐实，正是市场教条派鼓吹“让国家缩水”的放任自由教义，近半个世纪以来兴风作浪，才让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竟至发展到今时今日的地步。但帕特南既不屑于在文化内战做没头脑的党徒，也早摆脱了专家型学者的低级趣味，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唯意识形态马首是瞻，不以派性定是非，让屁股决定脑袋，也不曾借用学术规范而自我设限，安于目光短浅，却把责任推给现实的政治。既然要动笔写《我们的孩子》，要描绘出美国梦衰落的社会图景及其根源，他所要负责的，就不是某个党派或者某些同行，而是整个美国社会以及全体人民，尤其要关注那些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剥夺和伤害的沉默群体。

这么说，并不是我作为译者来抬高作者以及这本书——整部书的篇章结构已经表明了作者的用心。是时候展示帕特南的手笔了，在他笔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只是一颗种子，要生根发芽，最终枝蔓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

《我们的孩子》就是这么展开的，主体部分共四章，分别讨论了“家庭结构”、“为人父母”、“学校条件”、以及“邻里社区”。这样的编排匠心独具，作者之用心，就是要完整追踪孩子成长必须经历的不同阶段以及环境。帕特南并不像传统左派，动辄自命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变着花样地控诉贫富两极分化——他甚至没有用专章讨论经济收入和家庭财富的不平等，从第二章起，就径直进入家庭问题的分析。这样的安排，就大大扩展了讨论不平等问题的方式和空间——不平等之发生虽然根源于经济，但其扩展却从来不限于物质财富的分配。

从“家庭结构”讲起，美国社会的病症之深，常令作为译者的我感到触目惊心——虽然一早就知道这本书的基调是唱衰美国，但遇见一幅又一幅由历时半个世纪的社会指标以及数据所转化的“阶级剪刀差”图后，仍难免心生感慨，这社会还会不会好了？

不平等如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无分西东地笼罩于绝大多数的社会，成为困扰全人类的一道难题。回到帕特南的笔端，姑且不论具体成因何所在，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新穷人阶级的出现，就构成了我们讨论问题的既定前提。

对应着经济不平等的激化，家庭结构也出现了基于阶级的两阶分化。以父母是否从大学毕业做区隔的标准，接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家长，他们的婚姻以及家庭都表现出较强的韧性，“一种所谓的‘新传统’婚姻的模式已经出现”；相比之下，那些求学止步于高中的为人父母者，即便进入婚姻殿堂，大多只能组合成社会学家所讲的“脆弱的家庭”。

看看后一类父母/家庭，未受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非婚生育率在2010年竞高达65%，而其中黑人妈妈的数据更是到了细思恐极的80%。与此相应，一个美国孩子若父母均未读过大学，则他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可能性，从1955年的低于20%，半个世纪以来一路攀升，2010年前后已接近70%——又是一个细思恐极的数字。相比之下，如果父母完成了高等教育，则这样的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10%。数字上的天差地别可以说明一切！在穷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爸爸去哪儿”，在美国并不是一档亲子综艺节目，而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与之相应的教养方式，紧跟着家庭结构的讨论，帕特南的笔触变得更细致，转入了更日常生活化的“为人父母”之道。在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上，两个阶级之间又一次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上层阶级的父母有钱有闲，深知知识就是权力，故此深谋远虑，走的是“精心栽培”的路线；而下层阶级的家长往往自顾不暇，成年人的生活都如一滩烂泥，因此只能（不得不）对子女“自然放养”。

而在这种育儿路线区别之下，更多的差异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之间。出生并成长在不同的家庭，以阶级为分，不要说教育投资这样的经济开支项目，就是看那些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互动方式，比如说家庭晚餐、睡前讲故事、以及日复一日的口头交流，都摆脱不了阶级差异。丝毫不夸张，不平等在阶级社会里可说是如影随形，早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于人的一举手，一投足。到了该章收尾时，帕特南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现如今，穷孩子从一出生就落于下风，他们的劣势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孩子们开始读小学之前，高下早已立判。”

一环紧扣一环，若是穷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那么学校教育能否解决出身不同所导致的不平等问题，帕特南紧接着转入对学校教育的讨论。毕竟，现代国家设立公立教育的系统，其初心所在，就是要让所有的孩子，尤其是穷苦出身的孩子，可以不顾家庭背景，都有知识改变命运的真实机会。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帕特南的研究发现又一次让我们心灰意冷，学校教育担当不起挽救美国梦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教育无济于事，搞不好甚至会推波助澜。

公立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居住分布的阶级隔离会导致公立学校在资源投入上的差距，而是，即便富人区和贫民区的学校能维持公共财政投入的均等化，却仍无力改变穷孩子的命运——这才是惨淡到底的社会现实。决定学校教育质量的，并不是有形的物质投入，而是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氛围和风气，如帕特南一语中的：“你的同学是谁，这很重要”。

教育学者已经得出“教育研究中的铁律”：学生群体的阶级构成会对在校生的成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基于此，帕特南将美国学校比作一个“共鸣箱”：富家子弟带到学校的是资源，贫民窟的学生却只会制造麻烦，惹出祸端，故此，在前者的学校是近朱者赤，到后者就变为近墨者黑。归根到底，公立学校的教育，即便政府在投放教育资源时可以做到按人头均等分配，但也难以还穷孩子以读大学的公正机会，帕特南用一张“让我们如梦初醒”的图结束了这一章：在成绩好却出身贫穷家庭的孩子中间，只有29%的最终从大学毕业，反而是成绩差的富家子却有30%的拿到大学文凭，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决定中学生能否大学毕业，家庭出身要比成绩更重要一点，但也正是这一个百分点，让帕特南心灰意冷：“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只能宣告美国梦已经破碎。”

从家庭、学校到社区，阶级剪刀差步步紧随，穷孩子和富家子之间的差距于是也越拉越大：“在今日之美国，中上阶级的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什么种族，是何性别，生活在哪个地区，言行举止都惊人地相似；反过来，工人阶级的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寒门再难出贵子，社会流动陷入停滞，阶级固化，让美国梦成为泡影。

当我们也心怀忧患，争议寒门再难出贵子是不是也成为一个中国命题的时候，这本书的到来恰如其时。若是书中真有他山之石，那反而是首先要提醒我们，不要再做美国梦，反而要警惕美国病！若是我们在翻开这本记录美国社会变迁的著作时也能感同身受，甚至角色带入地浇灌我们心中的块垒，那大概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些教育政策在设计时不问缘由，觉得美国的就一定是美好的。现在看来，这恰恰就是误区所在，在思考教育改革和社会流动的政策问题时，我们非但不能以美为师，反而要时常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