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笔记
马克斯 ·韦伯，出生于1864-1920年，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于1904年到1905年。伦理学又称道德哲学，是指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用的伦理来寻找他的根基和论证以及原则的学问。面对当时代的“伦理危机”，韦伯提出的伦理的概念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着没有经过反思的规范。如伦理就是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界定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独特风格是“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营利变成人生的目的，而不再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
韦伯在书的第一章没有从神学或是宗教哲学的角度直接讨论资本主义或是信仰本身，他在书中提到“在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地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是商业上受过较高教育训练者，全部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教新教的色彩。”他的出发点是一个来自人口学或者说统计学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是由他的学生马丁·奥芬巴特在论文《信仰与社会分层：巴登州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经济状况研究》提出的。巴登州在传统属于天主教信徒占多数的地区，他的论文研究显示巴登州每一千名新教纳税是天主教徒的两倍，第二个发现是巴登州的实业高中和高级职校的学生比重远高于天主教徒。桑巴特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于“获利欲”，而新教是资本主义的结果。韦伯对此持有保留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得自由的精神特性，以及特别是此处经由故乡和双亲家庭的宗教气氛所制约的教育方向，决定了职业的选择和往后职业的命运”这里精神特性的概念在本书中和伦理、生活方式的是作为近义词或同义词使用的。
韦伯对他学生的做的研究做出了回应。在当时德国的情况说出天主教和新教的差异，本身是有一个历史背景。以往对于天主教和新教的不同存在一种定式化的解释，也就是从神学内部和精神特性内部寻找不同信仰的差异。定式化的解释认为天主教有一种“超尘出世”的精神特质，韦伯这样解释这种说法“天主教强烈的超尘出世、其最高理想所显示的禁欲特色，必然导致其信奉者对于此世的财货不大感兴趣”这里的禁欲也可以理解为苦行。苦行的字面意思是练习、修行。在现在的很多宗教中也有苦行的行为，比如说斋戒、独居、冥想、乞讨等等行为方式。
当时社会上认为新教和天主教完全不同，它具有“俗世享乐”的特征。韦伯也提出了自己的反例，法国的加尔文教徒，他们是法国工业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担当者，但是他们同样超尘出世。所以他认为天主教所谓的超尘出世、新教所谓的俗世享乐在这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符合现在情况，也不贴切过去的生活，韦伯否定了这种说法。
他把过去的观点颠倒过来，说“一方是超尘出世、禁欲与宗教虔诚，一方是资本主义营利生活的参与，二者的整个对立难道不是反而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性？”他提出了很多例子，如法国、荷兰的加尔文派，尼德兰的门诺派等等，他们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具有超尘出世的精神。韦伯把他们称作苦行基督教的历史担纲者，这种伦理不是神学家那种形而上学的伦理，而是教徒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贯彻的伦理的规范。韦伯在这里贯彻了它的理解社会的原则，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抽象的原则，如果没有具体的人，具体的群体承担，那么它是无法在历史当中发挥作用的。
韦伯认为如果昔日的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定表征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某种内在亲和性存在的话，应从其宗教的特性当中去找寻。韦伯接着举例论证了加尔文教派的神学，加尔文的神学最有特色的是神恩蒙选和预定论。韦伯分析了加尔文教的神学对信徒生活方式的影响。韦伯认为“并非神为人所存在，而是人为神存在，并且宇宙万象若有什么意义可言，也仅仅止于作为神荣耀自己尊高的手段而已。”就是说一个信徒是不是得到拯救，他在凡间所有的作为，是不是有所成就，获得职业和生活上的荣耀，并不是他自己所决定的，反倒是他的这些成就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为了此世的整体生活之故而从事职业劳动，也就带有这种性格。基于加尔文这样的神学观念，每个信徒都有一种“空前的孤独感”，韦伯说“对宗教改革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人生最重大的事莫过于永恒的救赎，如今他只能独行其道，去面对自己的命运，没人能够帮助。”在这意义上说，家人亲人的帮助对于是否能够受到上帝选择是无能为力的。每个人都要孤独的面对。
加尔文教徒都有这种怀疑就是“我是被拣选的吗？我如何确认这拣选？”韦伯分析到在人们的这两种怀疑下，当时出现了两种劝告。第一个是每个人都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第二就是谆谆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作为获得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所以加尔文教徒要时刻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符合神的要求，韦伯在书中提到“加尔文教徒的救赎是自己“创造”的，要在时时刻刻对面对被选或是被抛弃。有系统的自我检视下形成。加尔文的神要求其信徒的不是个别的善行，而是提升体系的圣洁生活。”所以这样的神学观念塑造的前后一致的生活方式。每个信徒要恒常得反省，克服自然的状态如偷懒放纵，这让他们形成了独特的苦行性格。前后一致的生活方式，追求秩序导致了社会的理性化和合理化。
韦伯认为教徒苦行的目的在于使人过一种警醒、自决而明彻的生活，而其最迫切的课题是去除无拘无束本能的生活，最重要的的手段是让信徒的生活样式有秩序。韦伯认为苦行和理性的生活方式存在内在的亲缘性，所以宗教改革的意义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是个僧侣终其一生。因为天主教的观念里认为只有僧侣才需要过苦行的生活。韦伯也论述了“基督教的禁欲，起初是逃离俗世而隐于孤寂，虽然也从修道院里伸手，借由教会来支配其所绝弃的俗世；不过对俗世日常生活的自然天成无拘无束的性格，却也大体上任其自由。如今，此种禁欲则封起了修道院的大门，转身步入市井红尘，着手将自己的方法论灌注到俗世的日常生活里，企图将至改造成一种在现世里却又不属于俗世也不是为了此世理性的生活。”
韦伯以上的分析，实际上在反对一种常见的观点，就是将宗教与理性、宗教与系统的生活方式对立起来的看法。按照他的论证，现代个人主义的起源，现代合理性资本主义的起源，恰恰是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后产生的某些特定的苦行教派的生活方式或是说生活伦理，对世俗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韦伯反对传统的观点认为宗教和现代化是不相容的，他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和宗教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甚至在现代化起飞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宗教伦理的推动作用。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韦伯试图在之前论述的基础上，阐述了苦行与资本主义精神诞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宗教观念如何落实在个人的经济日常社会准则的体现过程之中。他的论证集中于清教的代表人物巴克斯特。韦伯分析了巴克斯特的财富观和时间观。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看法是“财富本身非常危险”，巴克斯特看法与之相反，他认为“道德上真正要拒斥的，是在财产上安然歇息，是财富的享受以及随之而来的怠惰与肉欲尤其是离弃神圣生活的追求。”他对以往的财富观有革命性的理解，他认为财富本身不是危险的，但是财富可能让人远离上帝应允的生活。其次巴克斯特认为浪费时间是罪恶的“时间是无限宝贵，丧失每一刻钟就是丧失为了增耀神的荣光而劳动的每一刻钟。”在这里可以看到财富和时间的观点不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始终是以宗教为背景的，由个人指向神，为了荣耀神的活动的体现。由他的财富观和时间观产生了劝勉人要刻苦地持续肉体劳动或是精神劳动的伦理观念。劳动具有双重动机，一是劳动是有效的禁欲手段，二是劳动根本上是神所规定的生活的目的本身。类似于绝对命令的伦理规范，劳动就是好的，劳动是人应该持续进行的活动。
韦伯提出不管对谁来说，有个确定的工作是最好不过的。要求理性的，有系统讲求方法的职业劳动，而且在劳动中，单个的人可以为神劳动致富。这样把中世纪的财富观又进行了颠倒，基于这种看法可以认为贫穷是有损神的荣光。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宗教精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财富不是为了此世的享乐目的，而是指向他们所信仰的神，为了荣耀上帝。
韦伯本书论证的核心是一种特有的宗教观念如何造就了入世苦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通过抵制自由的享乐，反对奢侈的消费，对抗财产的非理性使用，最终致富成为终极目的，世俗劳动成为至高的苦行手段。而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通过禁欲的强制节约而导致资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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