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8年3月7日，二姐在家庭圈发了一张双田山荒老家的照片，映入眼帘的是两排成直角型排列的土瓦房，每排有近十间两层楼的旧房子紧挨着，中间的空地杂草丛生，垃圾成堆，还有几个电视接收器直接扔在地面上。直面如此惨淡的现状，我莫名伤感起来。
不敢相信，那就是我呆了十年的故乡。整个童年岁月我就在那个地方长大。那时的家在哪个位置？学校在哪里？童年的小伙伴住在哪间房？从照片里我已经认不出了，甚至记忆里也早已模糊了。
离开那里将近四十年，我却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尽管大姐和二姐几次约我一起回去看看，我却没有太大的热情。这么多年，我早把那里和童年一起忘了。大家都说，在几个姐妹中我是最幸运的，可是童年里依稀的那些记忆，我始终不敢回味。此刻，因为这张照片，那些往事如多年被囚禁的木头人般，毫无顾忌地跳了出来。
2.
1968年2月，我出生了。父亲是“四类分子”，母亲因为父亲的身份连煤球厂的工也被辞退了，两个姐姐绣花的活也不让领了，哥哥到处找不到工可做。全家人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我们家因为走投无路，主动报名到农村去。
1970年4月30日上午，母亲带着三岁病重的我和哥哥、大姐、二姐坐车、步行，一路跌跌撞撞，到达了平和县山格公社双田大队的山荒生产小队。父亲因为是“阶级敌人”不能和我们同行，一个月后的6月1日才由全县统一集中，乘货车由民警押送到平和县城小溪。后父亲独自翻山越岭步行赶往山荒，途中与赶去接他的村民和哥哥会合，一同来到新家。至此，全家人背井离乡，在这个叫山荒的偏远山村安家落户。
山荒，四面环山，目之所及皆是黄土、树和无数靠近天空的山。这里住着十几户人家，一律土房瓦顶，家徒四壁。我们被安置在临时借来的一间两层楼旧屋，据说是危房。村民的衣服大多破烂不堪，但善良热情。他们不管“四类分子”是什么坏人，对我们的到来又欢迎又同情，大家送来了大米和自种的蔬菜。人性的温暖，也许只有在这山沟沟里才能感受到。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便传来公鸡的啼叫。一家人起床，望见这陌生、荒凉的地方，无助、茫然、绝望令大家落泪痛哭……所幸全家人能团聚在一起。痛哭过后，惟有安下心来。哥哥姐姐们第三天便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父亲也到离家三四公里的山上养猪场当饲养员。
3.
母亲怀我时，已四十七岁。当时生活困顿，她在煤球厂扛煤，登高抬重，极不方便，故而求医问药，想把不该投胎的我打掉。因当时医疗条件较差，医院拒绝帮她做人流手术，就这样，我成了漏网之鱼。
母亲挺着肚子扛煤，直到临产。据说，那天因为太累，从架上摔了，动了胎气，我便提早出生了。出生没多久，我就归两个姐姐管了。饥一顿饱一顿，时常哭闹。好在两个姐姐对我照顾有加，才得以渡过艰难的日子。
举家搬迁到平和那天，我得麻疹，高烧不退，又没钱看病。一早全家人必须马上出发，我在大姐的怀里奄奄一息。大家都以为我会死，没想到却活了下来。这便是人的命运，生无权选择，死又无力选择。
从此，我倍受家人的疼爱，开始无知、简单地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成长。
4.
村里没有零食，父亲会从山上带香蕉、柿子、杨梅、橄榄等野果回家。睡觉前，他会给我讲故事，教我识字。七岁我就上了小学。学校离我家不到一百米。只有一间教室，一个老师。三个年级合在一起上课，总共有十几个学生。我的年龄最小，书却读得最好，常被老师表扬，自然倍加喜欢读书。
到了四年级，必须到大队办的学校读书。学校离家七八公里，只一条弯曲不平的小路，循山峰上下。路两旁惟有杂草树木，荒无人烟，偶尔会有蛇从身边溜过。
我胆小，一个人不敢走。早晨又贪睡，每天总是匆匆忙忙、提心吊胆怕赶不上和同学一起走。路上会有猫头鹰在深山里怪叫，小鸟不合时宜发出一些响声。我记得，大家每每路过一处传说中有鬼出没的地方，总是拼命地跑，直到能看见学校，才放慢了脚步。
一次，我因值日，错过了和同学一起回家的时间，当时天色渐晚，我一个人无助地一边跑一边哭，终于跑到那座高高的山上，远远看到山下的家。那时，多希望自己快点长大。
大队学校的同学都来自不同的村，中午没有回家，午饭由大家轮流在小食堂的灶上蒸煮。所用的材火由轮值的同学从家里带来。这真难倒我了。我年龄小又瘦弱，从家里跌跌撞撞挑一担柴到学校，特别艰难。几个男同学在路上吓我，说：“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敢不好好劳动，我们就批斗你爸爸。”我不敢吭声，只能忍住欲哭的眼泪，回家也不敢告诉父亲。
5.
尽管回忆里有许多伤感，但在这个小山村里，留下更多的是快乐。
每天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哥哥拉二胡，姐姐们唱歌，全家人其乐融融，日子虽苦心里却有甜。当时，我从哥哥姐姐们那里学到许多样板戏和革命歌曲，什么《洪湖水浪打浪》《小曲好唱口难开》《奶奶，您听我说》《临行喝妈一碗酒》《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至今还记忆犹新，也因此种下了爱唱歌的种子。
小伙伴们常常在放假时，结伴到山上放牛、摘杨梅、折竹笋。每当水稻收割的季节，大家就到田里放鸭子，捡稻穗，用新鲜的稻草建房子，编草帽，躺在散发着青草香的田埂上，畅想长大后的未来。那时，头脑简单，肯定想不到后来走的路。
6.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979年4月，父亲接到东山县教育局的通知，要求他到顶街学校报到，教小学毕业班。原来父亲得以“平反”了，恢复了教师资格。
正巧我也读五年级，父亲为了我能考上初中，用电报通知我回来，到他所在的学校插班就读。两个月后，我顺利考上了初中。就这样，全家人陆续离开了整整生活十年的小山村。
在山荒，小伙伴们把我当城里人。回来后，我的口音和同学们完全不同，我成了同学们眼中的“乡下佬”。只是在我的心里，山荒与东山并没有谁轻谁重。
这些年，每当哥哥姐姐们说起那个小山村，那些村里人，我都是沉默的。可是，十年的岁月痕迹，不思量，自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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