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办公室材料科，原来叫材料组。“文革”时期，造反派把当官的几乎全打倒了，最热门的事除了批斗，就是夺权。夺权就是抢公章，谁抢到公章谁就当权，不需要走什么组织考察程序，党委再发个任命书什么的，因为党委、政府全瘫痪了，书记县长全进“牛棚”了，一切都是造反司令部发号施令，而当时的司令部太多，各派意见难免不合，俗话说，帮中有帮，派中有派，无帮无派，千奇百怪，造反派也不例外。意见不合就打呗，开始是打嘴炮，“大鸣大放大辨论”，两拨人脸对脸举着喇叭对着喊，这是“文斗”，喊着喊着控制不住就动手，拳脚棍棒、弹弓石块，有的地方连枪和炮都用上了，这是“武斗”，老人家发现局面失控了，很多地方打死了人，很可能演变为内战，于是赶紧说了两句话：“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才把“武斗”给控制下来。现在看起来，也是十分崇拜老人家的伟大，只说了两句话，什么山头呀，司令呀纷纷停火，没有不听老人家话的。
党委、政府瘫痪了，但不能总是处在无政府状态呀，于是成立了党政合一的领导机构，老人家说，这个机构叫“革命委员会”好，“革委会”由军队代表、造反派代表和摘了帽子的“走资派”组成。“革委会”不封官，什么的局、部、科等机构名称统统不叫，全部叫“组”，办公室叫办事组，管农业的叫农村组，管工业的叫工交组，管财贸的叫财贸组，写材料的就叫材料组。除了组长就是组员，打破一切等级概念，就像当时部队里只分指挥员和战斗员，当官的军装四个兜，当兵的只有两个兜，仅此而已。
县委材料科不管物资，但每天来此要物资的却络绎不绝，这岂不奇怪。问题在材料科对门，因为管物资的孙副县长在此办公。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物资短缺，钢材、木材、机电设备都要领导批条。材料科的对门是分管物资的副县长的办公室，每天早晨一上班就有人排着队来找他批条子，看他们在走廊里站着累，材料科的人就请他们到屋内等着，也有熟悉的直接就进来。在屋里一边闲聊，一边盯着对门，看县长一到，大家就蜂涌而出谈他们的正事去了。
能来找副县长批条子，汇报工作的，都是各单位有头有脸的人物，韩桐由于由着“官二代”身份，与这些人沟通起来要方便很多。军都县那时候只是一个农业小县，人口本来不多，头头脑脑差不多都是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那批人，有些还是父亲的同学。解放的时候，军都县最高的学府就是父亲就读的简易师范学校了，论起来也就是初中水平。建国后政权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就从中挑选了一些人进了政府机关。可以说这些都知根知底，聊起这层关系，有的还得叫人家叔叔大爷，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谈话气氛自然轻松了不少。
那些叔叔大爷知道与这个书记身边的晚辈搞好关系有益无害，没准什么时候用的上。而韩桐也想与这些权势人物搞好关系，以后好打交道，顺便攒点好评。书记可不愿意自己身边的人被外人说三道四，这是每个领导者都会有的自尊心，有什么缺点错误，自己骂可以，别人说不行，这就叫“护犊子”。但他也不容身边的人给他丢脸，如有发生，轻则批评教育，重则让你滚蛋。封建官场叫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材料科只有三个。一个是第一次在书记的办公室见到的科长董得彪，一个科员叫徐平，另一个就是韩桐。同屋内还有一个叫王海的大学毕业生，他属于县委政策研究室，他的主任有时也来这里坐坐，政研室人少，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与材料科共用一个房间。
材料科的工作就是写材料，办公室主任宋远山就是写材料出身，先后伺候过洪明昆、王桂衷、严敬文等几任县委书记，是公认的“笔杆子”，他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出了名，具说在家里也是个模范丈夫，人称“老黄牛”。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学因为心疼他，这才不辞劳苦地推荐韩桐来县委办，其用意也是希望我能助宋老爷子一臂之力，让他能少熬几个夜，少挨几回批，从这点看，交情确实不浅。
宋老爷子虽是文人，但却喜欢结交各路朋友。身居办公室主任要职，前来巴结他的人自然不少，他的办公室经常访客不断。不知从何开始，他对经济建设来了兴趣，与一些商人越走越近，这其中就有一个叫刘常铭的，通过宋老爷子的关系捞到了第一桶金，但随后的事却又让宋主任不好做人，成为他老人家一生不愿提起的糗事。
宋主任的事情多，忙不过来，就得找个帮手，于是选中了材料科的徐平。徐平年岁与我差不多，是主任从下边调上来的？。他对主任交办的事十分上心，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完成主任交给的工作本没错，但办公室的事参与的越来越少，慢慢的就被边缘化了，以至后来不被县委书记待见，只好自己主动提出调动，离开了县委机关。据说他调到一家央企混得还算不错，但无论如何，仕途从此划上了句号。官场上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关健看是否站对了队，跟对了人。
材料科科长董得彪，是从部队复员后直接分到县委办的。严敬文去中央党校之前，他是书记秘书，深得书记赏识。严敬文上学后，他改跟常务副书记范国海，关系处得也不错。由于到办公室时间比较早，又是本地出生长大的，人脉通达，上上下下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尤其是跟那些四十岁上下的年轻领导干部，都是称兄道弟的。他喜欢替朋友出头，乐于为大家办事，在下边有些威信。
严敬文这次回来，董得彪再次担任了书记秘书，跟着严书记跑前跑后，而原来的县长兼代理书记金强的秘书马光友，则被任命为旅游区管委会的副主任，这是全县当时最能吸引人的单位，不仅待遇高，工作还不累，这也算是领导临走之前给了他一个交待。
到材料科工作，韩桐是既无思想准备，也无业绩支撑。从上中学的时候他就重理轻文，从没打算过做文员工作。作文成绩倒还不错，但绝不像那些所谓的文学青年，喜欢写个诗歌、散文、小说什么的。大学期间学了些政治经济理论，也是无奈的选择，在此之前，除了完成老师留的的作业和给在外地服役的老婆写信，基本没写过文字东西。但由于年轻气盛，不甘服软的性格，虽有基础不牢之虞，倒也并没有诚慌诚恐，惴惴不安的感觉，觉得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既来之，则安之，先从眼前的工作做起，其它的事以后再说吧！
最早的工作不复杂，无非是起草通知，写写简报。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算机、互联网等办公设备，文件的起草过程就像是手工作坊，先由较低级别的人写初稿，用秘书的行话这叫“开荒”，起草文件不能把纸写满，要给别人留下修改的空间，具体就是在稿纸竖向三分之一处折个痕迹出来，左边三分之二用来写稿，右边三分之一用来填写修改后的文字。修改文字稿有一套标准符号，如需删除的部分用实线圈出来再划一条像猪尾巴的符号，需另起行的在字前打个专用标记再用箭头引下来。需整段搬动位置的也是先圈起来用箭头指引定位。如果稿子改动的地方过多，成了“花瓜”，那就按改过的抄写一遍然后再改。有的稿就这样反复多次才能定稿，所有改动的草稿还要存档保留。以至于多年之后我成为在档案保存手迹最多的人，因为那几年我经手起草的文件太多了，此是后话。
给宋主任抄稿不容易，主要是要不熟悉他的字体。宋老爷子写了半辈子稿，我说是有大家风范。比如毛主席的狂草，很多不熟悉的人会多有不认，老人家起草电文、写诗词、批文件、写书都用毛体，他的秘书必须熟悉，并做到百分之百地辫认无误，否则就可能误大事，出大错，这也是领导秘书的基本功之一。开始的时候，宋主任的批语有韩桐认不出的，先结合上下文推测，推测不出的就请教别的同事，实在不行再去问老爷子。这也是那年代当个“材料匠”的不易之处，其艰辛程度是现在的文字工作者所想象不到的。
重要文件经过修改――讨论――再修改，多次反复，最后经主任“把关”签字后报县委常委会讨论，最后经书记签字才可以印发至有关单位。当时没有计算机，要到打字室用铅字打印机打出腊纸版，把腊版装到手摇印刷机印刷，再把印好的文件送回办公室大家动手一起装订，再送机要室或在会议现场发放。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韩桐就是拼命学习，努力做事。想法很简单，就是尽快熟悉一切，争取早点替主任承担点工作。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过程发展的有点快，竟使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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