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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著名媒体人秦朔对任正非的采访实录,可以比较客观地了解任正非和他所带领的华为集团,全文如下:
西方的企业家理论中,更多是创新、承担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对机会的敏感度等等,它们紧密关联在一起。
但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机会是如此之多,乱花渐欲迷人眼,在这种时候,可能更需要的是战略上的坚持,而这种坚持意味着在很多方面必须放弃。
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任正非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正面的案例。今天我们就讲一下任正非,先说一下任正非本人,然后再回顾对他两次采访里面印象最深的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
一、对任正非本人的了解
任正非是1944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的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黄果树的瀑布离他家非常近。他妈妈就叫他非非。他父亲其实曾经在北京上过大学,是一个参加过抗日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但后来没有读完大学就回家进了工厂。
任正非兄妹一共七个人,他是老大。青少年时代,家里因为孩子多,非常非常地贫寒。
任正非曾经说: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向人借3到5块钱度饥荒,常常是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得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家里当时是两三个人合用一床被盖儿,而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上大学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陪我在重庆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任正非是在1963年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在已经并入了重庆大学),大学五年以后就入伍,进入了机械工程兵部队。在部队里他就做电话通讯方面的研究跟服务,而他的技术发明在历史上曾经两次填补过国家的空白。所以华为公司非常有研发的基因,也是今天全世界拥有专利权最多的公司之一,事实上这种基因跟企业家本人的经历是有关联的。
任正非代表部队的基建工程兵的科研人员参加了1978年3月份的全国科技大会。在6000名与会代表中,有150人是35岁以下,任正非当时不到34岁。
1982年,中国有一次大裁军,整个基建工程兵的部队都全部裁撤掉了,任正非也转入了地方。他曾经在南海石油公司打过工,在一个电子公司也当过经理,在当经理的过程中栽了跟头,因为被人骗了,在无处就业时被迫创建了华为。
早期的时候非常非常辛苦,他父母、侄子跟他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非常拮据。父母专门买死鱼死虾吃,因为广东人吃的鱼虾一旦死了就非常便宜。
华为是在1987年10月份创业的,当时任正非和五个伙伴一共也就集资了24000块钱,最早是做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以及有关的工程承包咨询,这是公司的经营范围,实际上主要就是代销香港的一款交换机,靠贸易靠价差获利。
但任正非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刚刚有一定资金积累的时候,就把这些钱全部都投到了数字交换机的自行研究开发上,所以1992年就研发了第一台小型交换机,1995年就研制出第一台程控交换机。
华为诞生不久,任正非就提出要做一个世界领先的电信设备供应商,他逢人都这么说!这在当时根本就不可思议,被人们称为任疯子。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华为、中兴为代表的“巨大中华”(巨龙信息、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这四个公司由于能够用低成本生产出程控交换机,就把当时外国电信设备公司在中国高价销售程控交换机这样的局面完全打破了,逐步在中国市场高增长的背景下快速成长,然后再开始进军海外。
华为公司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我想很多朋友也都知道。
二、对任正非的两次采访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的人,这么多年我们很少有机会采访到他。
我本人在1997年前后就去过华为公司,当时也就是跟他们负责公共关系的人接触,原因是他们有两三个人在编写《华为人报》。但采访任正非是不可能的,任正非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跟产品、跟客户打交道上,他很少见媒体。
第一次采访任正非
2014年6月份,任正非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受了国内十几家媒体的联合采访,就在深圳的华为总部。是借助一个什么机会呢?就是华为内部每年评选的“蓝血十杰”奖。
蓝血十杰是指美国战后从部队里进入和平的商业战场中,出现的那些管理型人才。蓝血十杰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精确、流程、负责这样的一种现代军事管理。华为也用了这样的一些理念去推进自己的现代化、流程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当然在此基础上还要强化了以市场为本和不断的创新。
当时我带着《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一起去了。在采访过程中给我留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任正非本人非常非常强悍。
因为当时有个记者问任正非:你如何考虑退休的事情?
任正非出生于1944年,2014年我们采访他的时候已经七十岁了。记者的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是当时,任正非不等他的话说完,就打断了:你觉得我已经老了吗?先跟你讲一讲我两个朋友的故事,一个是美国AIG的创始人格林伯格,他88岁了,每天早晨做50个俯卧撑,晚上再做50个俯卧撑。还有一个是马世民,大宗商品巨头嘉能可的主席,他比我还大几岁,现在都在一线工作。
任正非当时还说,他就在一年前,69岁的时候,还带着一帮人在他老家贵州自驾游开快车,开得不亦乐乎。所以任正非虽然有很大的压力,甚至会有抑郁,但他从骨子里强悍,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第二次采访任正非
2016年2月23号,我已经创办秦朔朋友圈,到巴塞罗那去参加移动通讯展。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跟移动通讯有关的一个综合性展览。那一次任正非跟我们大概有十个人,都是一些意见领袖在一起聊天。
整整一个上午的采访使我对任正非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他说:发展都应该是循序渐进的,突飞猛进会有,但是需要很长的酝酿过程。欧洲也是一千多年来发展起来的,而且是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的,在1000年前中世纪的欧洲是最黑暗,当时的中国是清明上河图的时代。
恰逢2015年中国股市大幅度的波动,我们问了任正非的看法。
任正非说:股票疯涨的时候,就跟公司很多人说,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爹还是那个爹,娘还是那个娘,爹娘都没有变化,怎么会突然变成富二代了?这种疯狂的情况下你要进去,将来一定亏损!
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就问,郭平(华为轮值CEO)讲华为不会上市,五六十年都不会上市。
任正非当时就回答说: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不上市,上市赚几百个亿不难,但就会忽视我们的战略目标。赚钱是容易的,难的是实现战略目标。所以我们的广告说,不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战略竞争力量。这在不上市的情况下才容易做到,因为你不用去听股东的话,如果上市你就必须听股东的话,就很难做到了,何况我们是理想主义者。
什么叫战略机会点?在任正非看来,主要就是替电信运营商去修管道,把管道越修越粗越大,能够包容越来越多的流量,因为视频的流量比图文、比音频不知要大多少倍,所以未来流量需求会越来越大,那意味着运营商的管道要不断扩张,同时,华为还直接进入了终端的业务,总之都是跟流量相关联。
当时任正非还跟我们说:我们用锄头去种地,不能说有好多把锄头,我就不种地了。锄头就是工具,就是拿来种地,如果我们玉米也不种,啥也不种,再好的锄头都不可能创造价值。所以说虚拟经济它不是一个目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变成目的,那迟早会有挫折。
当时我们就问他,你的战略的洞察力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跟客户的交流吗?
任正非说:来自于跟所有人的交流,包括高层、客户。华为内部还有一个员工的社区叫心声社区,我们的心声社区经常在“炮轰”华为,我也从这些帖子里吸取营养,那些跟帖的背后是华为的年轻的人才在不断成长,当然,还有互联网上的阅读。
当时我还问了他一个问题:过去经常读你的文章,你经常提到日本、欧洲、美国,你觉得中国未来在创新上可以向他们学习什么?
当时任正非说:
首先,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这样才会有原创;
其次,要耐得住寂寞,现在泡沫化的社会中不会产生科学家,几十年后如果我们还在泡沫边缘上的话,就会被历史抛弃。
从学习的角度上。
第一,创新向美国学习,美国的创新是不竭的动力;第二,我们要像日本、德国、瑞士学习,发挥工匠精神,也就是踏踏实实地做东西。
任正非继续说:日本有个小公司研究螺丝钉,几十年就研究一个螺丝钉,做到螺丝钉不会松开,全世界的高铁、飞机,以及高速运转的设备都要用它的螺丝钉;德国的高级的水晶杯、高级的银餐器,这都是德国小村庄里的企业生产出来的。
我去过两个小村庄,他们工厂打印出来的表格从来不谈销售额,那是一个村办企业,他们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占世界份额的比例。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归踏踏实实的经济,否则我们想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任正非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有哪些最有价值的地方可以参考和借鉴?
我想除了企业家精神之外,就是他扎扎实实、坚定不移地坚持长期主义,告别任何形式的短期主义,以及通过科学研发提升产品技术含量,通过工匠精神锤炼产品品质本身,从而创造了华为的核心竞争力。个人觉得这是任正非对中国企业家的启发,甚至对整个社会都有所启发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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