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整个一月读完这本《万历十五年》，开始读的时候就有朋友建议就着《明朝那些事儿》一起读，理解会更深刻而不枯燥，早些时候就读过了《明朝那些事儿》，给人的感觉确实是十分容易理解，很适合茶余饭后当做故事来看，读者受众也更加广泛，据说还掀起了一股白话说历史的潮流。而《万历十五年》确实不同，作者黄仁宇作为历史学教授，自然字里行间都表现着一种学者的严谨治学的态度，所以《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也更倾向于学术型的研究与论述。以前也看过研究明朝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制度的书籍，本书不一样，作者从人的角度出发，以万历十五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为切入点，向前向后剖析大明王朝发展到现在的前因后果。历史是人的历史，研究人这一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本书紧紧抓住人的特点，在历史的大趋势下为大明王朝的走向定调。文官集团、皇族贵胄、武将奇人，这些都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代表人物，代表着一类人，是值得去进行历史研究的一类人。所以，笔者在此斗胆浅谈《万历十五年》。
君临天下负韶华，来生莫入帝王家
做皇帝，我相信很多人都做过这种梦，生杀予夺，君临天下，这是何等的神威。可是高收益就意味着必须要承担高风险，皇帝就一个，多少人对着龙椅虎视眈眈，且不说乱世，就是盛世，汉唐宋明清，有多少皇帝能善始善终，又有多少皇帝非正常死亡。要说哪个朝代的皇帝好当，我觉得各有想法，要说到哪个朝代的皇帝不好当，我觉得明朝应该数一数二。
朱元璋虽然做了许多我们现在看来比较残忍的事，但我也认为朱元璋确实是个好皇帝，他的残忍与嗜血主要针对的都是官僚阶层，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和空印案哪一次不是千万人血流成河。但是朱元璋确实是一个勤勉的好皇帝，可是他无法料到他的后代们却是会一代不如一代。说回万历皇帝，先给他定个性。他是个好皇帝吗？我觉得是，他有中兴之主的志气与条件。他是昏君吗？我觉得也是，他的所作所为确实也把明朝往悬崖边上推得更近了。万历十五年，大明王朝已经两百多年了，朱元璋为他后代搭建的帝国框架早已面目全非。他废除了宰相，后来的内阁不仅取代了宰相的地位，权力却比宰相更甚。他建立了厂卫制度，目的为了监视百官百姓，却成为后人党同伐异的工具，徒增内耗。他禁止宦官干政，后代们却成为宦官手中的傀儡，司礼监凌驾于六部内阁之上。历史就是这么有趣，这也是历史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似曾相识的感觉，历史规律无法改变。
文官集团，一直以来都是皇帝最为头疼的势力，然而皇帝治理国家却离不开文官集团。朱元璋手腕强大，文官集团惶惶不可终日，很可能今天还是六部尚书，明天就被杀了。后来，朱元璋的子孙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智慧去和文官集团周旋，所以建立了司礼监利用宦官和文官分庭抗礼，皇帝则平衡双方为己所用，例如内阁的票拟权和司礼监的朱批权。遇到强势皇帝还好，遇到比较软弱的皇帝则君弱臣强，有时文官和宦官联合起来对付皇帝，不知道朱元璋看到朱翊钧被张居正和冯保联合操控的样子，会不会从棺材里蹦出来。
从这一点来说，朱翊钧确实不幸。9岁登基，主少国疑。慈圣皇太后不得不依靠权臣保护年少的朱翊钧。他们选择了张居正，联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罢免了不把朱翊钧放在眼里的内阁首辅高拱，从此张居正成为了内阁首辅，也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老师。在登基的最初的十年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形成了绝对的信任，这里面当然也有冯保和慈圣皇太后的功劳。这种信任对年轻的万历皇帝来说也不是坏事，张居正也以他的治国才能来回馈朱翊钧的这种信任，万历初年确实有那么点中兴的迹象。朱翊钧也不敢怠慢，国家大事虽然都由张居正操持，但从他的一举一动中还是能看出来他是想当一个好皇帝的，不论是筵讲，还是阅批奏章，他至少是一个勤勉的皇帝，帮助张居正进行改革，也正是张居正的这次铁腕改革，为大明王朝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
然而朱翊钧对张居正的绝对信任却在精神层面上彻底击垮了自己。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经去世五年了，张居正的改革也基本被废除，文官集团中的倒张派对张居正的清算还在继续。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困难，历史上的数次改革哪一次不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并快速反攻倒算。这些在万历眼里都不算什么，党争在历朝历代都是家常便饭。击溃他的是对张居正的各种不法行径的弹劾，在御史们堆成山的奏章里，万历皇帝看到了一个贪婪、奸邪、玩弄权术、党同伐异甚至想谋逆犯上的张居正，这与当初的首辅帝师形象实在是云泥之别。所以，他困惑了，种种证据也确实坐实了张居正确实并非想象中的那番清廉正直。口口声声的为国为民却是为了中饱私囊，这种当初的绝对信任演变为绝对的痛恨，这是一种欺骗，一种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别人却对自己更加宽容的欺骗，于是他恨张居正，这是个伪君子，这是道德和精神的背叛，万历皇帝他不能容忍，这次的打击对朱翊钧的影响很大。加上后来文官集团在立太子一事上的咄咄逼人，万历皇帝对权术和朝政彻底失去了兴趣，在和文官集团这一群人的争斗中，他没有精力也毫无胜算，所以逃避。
万历皇帝活在阴与阳的矛盾中，仁义道德是阳的一面，虚伪贪婪是阴的一面，什么天下苍生、什么礼义廉耻，都是用来约束别人的，我自己活的逍遥自在就好，万历皇帝在位40多年，会不会万历皇帝曾这么想过：来生莫入帝王家。
位极人臣心已冷，世间已无张居正
文官集团一直是历史书上的中心人物圈，从科举制度的兴起，文官这一特殊群体开始掌握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开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其乐无穷。《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也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文官集团中的各种代表人物，一代权臣张居正，太极首辅申时行，古怪模范海瑞，思想大家李贽，这些人都可以划入文官范畴，却体现了那个时代最矛盾的群体最真实的一面。
位极人臣心已冷，世间已无张居正。经历了张居正一事，万历皇帝和满朝文武都已经看透了朝廷中枢已经不再具备领导全局的能力，现在文官集团表面上的宁静一般都是虚幻的。他们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爆炸性的团体，他们看到了明朝的积弊，却又无能为力，所以只有选择消极地来对待眼前的局面。这种态度就像瘟疫一样在整个国家中就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县令。这就使得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气氛愈演愈烈，尤其是在万历中后期，使得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之所以能够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方法尚未找到，然而凭借着国家机器运转的惯性大明王朝再继续运转若干年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说说书中的文官们都有着那些表现。万年十五年的内阁首辅已经是申时行，这位首辅在历史上被大家称作和事佬首辅或者和稀泥阁老，这是对申时行的误解。申时行的所作所为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维系大明王朝继续运行的无可奈何之举。已经说过，万历皇帝已经不理国事，当时的国家已经看不到希望，文官作为国家的治理者，申时行作为文官集团的领袖，他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该怎么做，改革？前面张居正尸骨未寒。辞职？丢掉整个国家不管，是不是枉读圣贤书。所以，他选择了折中的办法，在皇帝和大臣之间，在文官的不同集团、不同派系之间，担任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他是缓和冲突的润滑剂，也是国家正常运行的保障。申时行不是理想家，他深深的感知得到人性中的阴暗面。张居正一案已经成为了过去，他现在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年轻的皇帝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间的信赖，而不是继续放大文官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申时行被很多人看做是放弃理想以妥协为前提的政客。申时行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游走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小心翼翼的维持着这个帝国的运行，修复文官之间因为张居正一案已经被撕裂的面目全非的关系。这需要能力和智慧，面对这满目疮痍的明王朝，他担任首辅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本可以一纸辞呈告老还乡，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申时行担起了这个责任。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不敢说扶大厦之将倾，但至少尽了一位首辅的职责。
再来说说海瑞，海瑞毋庸置疑，这是在高中历史课本中都赫赫有名的清官，可清官一定是一位好官吗？记得《九品芝麻官》里面周星驰说过：“对付奸臣就一定要比他们还要奸！”海瑞无疑是当时官场上的异类，明朝官员的俸禄确实已经很低，基本只能维持官员的生存，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所以官员们会想方设法去找其他收入来源，中央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似是合法又不合法的做法在万历年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唯独只有海瑞，他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在《四书》《五经》培养下的文官，却又十分重视道德标准的指导作用。所以造就他如此的性格——执拗，只认法律，却在法律之内又以道德为标准，在法律不健全完备的情况下如此行事便容易招致他人的攻击，然而他又用自身的廉洁自律让这种攻击在传颂中消弭。海瑞从政二十多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纷争。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又被人所遗弃。他的一生体现了有教养的读书人为百姓事业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但是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十分微薄。我崇拜海瑞的个性，却扼腕时代赋予他的孤独。他用自己特立独行的方法抨击那个时代官场上的黑暗，却逃不出历史的局限性，所以他只是海瑞，而不是张居正。
《万历十五年》值得称颂的地方还有很多，全书的中心观点集中在讨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互相不可替代性，体现在人性上便是人的阴阳两面，阴的一面是自私利己，阳的一面是儒家治国的礼法。当阴的一面完全攻占了阳的一面，便是礼崩乐坏之时。万历十五年正处在这个节点上，西方已经开始了大航海时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曙光已经开始照亮西方中世纪的黑暗，而东方的大帝国却还在历史的桎梏里苦苦挣扎。当然，笔者站在上帝视角审视历史并不严谨，但还是由衷的希望这片东方土地上的人民能盛世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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