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帝国》中的程序员

《黑客帝国》在虚拟世界中，安德森表面上是一位普通的软件工程师，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可是作为化名尼奥的黑客，他对这个虚拟世界的秩序心怀不满，经常攻击电脑网络，并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感到怀疑，开始追问什么是Matrix。保卫虚拟世界的警察逮捕了安德森，并要逼迫他协助警察追捕反抗首领默菲斯。

现实中的程序员

传奇版

雷布斯

pony ma

普通版

牛仔裤、格子衬衫、运动鞋和双肩包——如果把这四个词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似乎不用描述长相，大家就对他的职业有了猜测——八成是个程序员吧?

这个被笑称“月入五万过成月入五千样子”的群体，以“收入高”、“脑回路简单”、“一成不变”等标签在江湖上留下诸多传说。他们会在十年间只用同一个品牌的电子产品，也能在“双11”的诱惑面前不为所动。他们可以凭自己一双手写出的代码吸引来创业公司的前两轮融资，也会骄傲地说，“我们就是在改变世界”。

能干到80岁的职业

前不久，全球首届程序员节在西安举办。活动评选出十位“功勋程序员”。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求伯君、王码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涛思数据TBase创始人陶建辉、旷世科技创始人兼CEO印奇等都被授予该荣誉。

王永民第一个发言。他穿着一件白衬衫，下摆翘起一角，水洗蓝的夹克外挂着刚刚领到的奖牌。戴着标志性的黑色方框眼镜，王永民声音洪亮：他排第一名，是按照大小个顺序排的。他举着麦克，高声建议：“程序员不要急于出名，出了大名就干不明白活。”

陶建辉曾创立过专注于母婴行业的智能硬件公司快乐妈咪。他给出了“程序员到底能干到多少岁”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到80岁。陶建辉过去一年写了四万余个代码，在来西安的飞机上，他还写了几百个。2007年春天，他在家里整整写了十天代码。在儿子击剑比赛现场，陶建辉也打开电脑，边看比赛，边写代码。这也是他曾拥有的三个创业公司的源头：全靠他手中的代码，拉来了天使轮和A轮融资。

1993年，陶建辉的姐姐想买一款财务软件，当时需要花2000元。陶建辉说，“这2000元你给我算了，我给你开发一个”。时至今日，姐姐仍然在用这款软件。姐姐问陶建辉：“你49岁的人了，还写什么程序？”陶建辉说，“我们长沙人，吃完饭就是麻将和泡脚，对我来说，写程序就是打麻将、就是泡脚，为什么不能干到80岁呢？”

“计算机是个挺直接的科学，如果你写的是简洁、直接、对的代码，它就会给出你希望的程序。如果你做得足够好，结果一定是你所期望的。”在加拿大做程序员的张静说。

张静公司里有一些工作十年以上的资深程序员，不论他们到哪个组，都可以迅速上手，并帮助工作经验较少的新人解决问题。他们当中，有人已经四五十岁，思维依旧跟得上时代的最前沿。

在北京一家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做架构师的杨同禹（化名）说，国内对程序员有一定的年龄歧视，认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不适合做程序员。

杨同禹说，之所以国外对程序员的年龄歧视弱于国内，是因为国外软件行业起步较早，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步，到现在四五十岁的程序员很常见。而国内行业发展较晚，四五十岁的程序员和雷军是一个时代，如果仍然在技术岗位上，不少人会质疑，“为什么没做管理工作，为什么不是总监？”

但杨同禹认为，年龄并不能决定水平，程序员的水平完全取决于是否在持续学习。甚至，出身对这个职业都并不重要。程序员工作能做多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我在小米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以前是学中文的，之后对计算机很感兴趣，后来就自学做了程序员，现在在他的位置上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最适合过日子的人

刚刚过去的“双11”，杨同禹没有购买一件商品。他坦言，自己有“消费焦虑”。

“买电子产品我从来不纠结，因为它价格很透明，真伪也很容易辨别。但是家电、服装价格都不透明，我获得不了全面的信息，无法准确评估它的价值。做消费决定时，我就会很焦虑。”杨同禹说。

在互联网公司做公关的宋丽亚是程序员“家属”。她的男朋友是程序员，也是她心目中“最适合过日子”的群体。

适合过日子并不等同于缩手缩脚。她的男朋友舍得为家里和自己添置科技产品，加湿器、空气净化器都是挑品质最好的买。刚刚过去的双11，他又购入了戴森的吸尘器。“要是没有我在的话，他可能会买一整套戴森的产品。”

同时，宋立亚的男朋友完全不重视穿衣打扮。优衣库的同款裤子他买了好几条，几双耐克的鞋子虽然不是同款，却很难看出差别。

宋丽亚发现，程序员的乐趣来自技术本身。她参加过两次程序员间的“技术型家庭聚会”，往往由购置了科技产品的程序员发起，招呼大家一起来家里体验。前不久，一个程序员花了两万多元，买了一台oculusVR设备，招呼大家去家里玩。当天的全部主题就是讨论这个产品，体验里面的游戏和绘画等功能。

“我觉得自己被他们影响了不少，自己也有点‘极客’（geek）了。”宋丽亚说。

从前的她是颜值经济消费者，买东西重视美观程度和性价比，现在她更愿意去体验最新的技术产品。以前，她一直想给客厅添置个大电视，现在更想买无线投影机。虽然大电视的价格已经十分亲民，但宋丽亚说，投影机使用起来很方便，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是值得花钱的，是对（制造者的）一种支持”。

宋丽亚的男友慢慢教会了她写代码，他们一起写了一页自己的博客代码。这让她加深了对男友的理解，也体会到用代码解决实际问题的喜悦。她说，以后生小孩，从小就会让孩子学编程，开发智力，培养创造力。

旷世科技创始人兼CEO印奇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身边的很多程序员，以这个事业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部分。在如何享受生活、如何提高生活质量方面，花的精力有限。一些已经做父母的程序员，会从小就给孩子培养机器人、AI方面的知识。印奇说，这些知识在未来应该像识字、读唐诗一样，成为启蒙式教育。

“程序媛”的世界

Ada Lovelace伯爵夫人

女程序媛侧脸杀

从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位程序员Ada Lovelace伯爵夫人，到目前最年长的iOS码农、被苹果公司CEO库克请上开发者大会的82岁日本奶奶若宫雅子(Masako Wakamiya)，女性程序员一直是程序员队伍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静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在加拿大工作后发现，女性程序员只可能在一开始进组时稍微受到一点青睐，之后全凭本事，不会因为是女性程序员就被同事降低要求。而她身边最优秀的程序员，很多都是女性。

张静的正职是一名程序员，在业余时间，她是美妆博主“一匹英俊的小马”，在新浪微博上拥有近30万粉丝。她早期发布的美妆产品照片，不少都是以编程书籍内页为背景。她开玩笑说，做程序员的过程是一个骗局，“我一直以为这个行业里面长得好看的人很少才学这个的，等我真正学了之后发现长得好看的人各行各业都有。”

“一堆大老爷们儿天天在一起干活，也没必要捯饬自己。但就我自己一个女生，我还是得有点追求，不然就跟他们一样了。”在一家外企做java开发工程师的秦艳霞是组里十几名成员中唯一的一名女性程序员，社会上“黑”程序员的梗，她张嘴就来。

“程序员没有男/女朋友这个梗，是不会过时的，主要因为他们没时间，公司里遇到的女生也少。”秦艳霞说，如果她和程序员谈恋爱，首要要求就是男朋友的IT技术要比她强，不然bug来了呼叫谁呢？但秦艳霞紧接着说：“我这么忙，哪里有时间去谈恋爱。”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秦艳霞的两位同事没花一分钱，还有一个给自己花了600块钱。大家都说，这位同事出血了，因为在平日，除了房租，他每个月的开销大约是一千多块钱，主要花在通勤和跟同事聚餐上。T恤、牛仔裤、双肩包和舒适的鞋子，毫无疑问占领了组里同事穿搭的绝对优势地位。

“作为女生，同事给我的关照可能会多些。一个简单的操作，如果是男生去问，在忙的同事可能会让他自己解决，如果是我问，态度就有些不同。”这正是秦艳霞想要的——在知名外企里，学更多技能，让自己进步，赚更多钱。

研究生毕业时，秦艳霞的不少同学都签了北京的国企，户口、稳定的工作环境似乎是不少人的首选。秦艳霞不确定是否要留在北京，于是选择了夯实编程这项世界通用语言。

早上十点上班，晚上八点半下班，这是秦艳霞正常的工作时间。项目偶尔要加班，最晚的一次，她十二点才走出公司。这让她拥有无比规律的作息，充实而满意的工作状态，和几乎没什么存在感的私人生活。“工作以后，没有六点半前下过班。踩着夕阳下班这种感觉是没有的。回到家也是一个人，早点晚点都一样的。”

每天吃完晚饭，秦艳霞和同事会在公司附近溜一圈，这是她们的社交时间。其余忙手头工作的时候，她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社交时间的一大部分，都被他们用来讨论股票、房市——这是组里好几位同事最爱聊的话题。

秦艳霞的同事王吉鑫说，在他们公司所有的程序员中，女性凤毛麟角，所以任何一个组有女性程序员，都会笑称自己“高人一等”。

“程序员分类，要看怎么分。分两类的话，那就是程序猿和程序媛。”王吉鑫说。

王吉鑫坦言，抛开一些行业内部和社会上的玩笑，女程序员绝对不是能力低的代名词。“决定编程能力的又不是性别和年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被同班女同学在编程比赛中虐过，（她）用时少，正确率高，还能解比较难的题。”

“我们就是在改变世界”

前不久，《程序员爸爸买的房，我来考成学区房》一文在网上得到广泛传播，作者提出，昌平二中中考成绩优异的原因，正是西二旗IT公司密集，而程序员一代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将中考分数抬高。

对此，杨同禹认真地说：“我不认为一个群体的智力水平比另一个群体高很多，从统计意义上这不太现实。我在学校也见过天才，但天才那个群体和我们的群体比较，我不觉得会有那么大的差异。”杨同禹说，更可能的原因是，程序员在学习上投入的比较多，也愿意在教育上投放精力，可能孩子的成绩会有一些优势。

智商高、收入高，这是在程序员传说的单调生活外，最令人艳羡的两大传说。

事实上，如果用一线城市房价做参照的话，中国程序员无疑是越来越穷了。

杨同禹已经做了8年程序员。2005年本科毕业后，他的一些同学以6~8千的薪资担任程序员。当年，北京华清嘉园的房价不到一万块钱一平米。程序员一个多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平米房子。也就是说，当年的薪资水平相当于现在月薪八九万的水平。

但杨同禹特别指出，程序员的工资虽然没有在十年内涨十倍，但涨幅也超过了很多行业，绝对算是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行业之一。

“雷军那批人应该算中国第一代程序员了，他们那时候机会特别多。”杨同禹前不久刚为公司面试了不少90后的应届毕业生，他发现，和80后那一代程序员毕业后第一选择是外企、IT不同的是，现在很多毕业生的首选是国内一线IT公司、创业公司。“这是时代决定的。”

杨同禹说，业界地位是靠多年的持续投入，例如微软和苹果，已经在操作系统领域深耕多年。这是一个投资周期比较长、进项慢的行为，但由于中国有了阿里、腾讯等独角兽企业，在一些开源社区，中国程序员参与的比重和话语权越来越大，业界地位也逐渐提高。

“程序员在用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AI，极大程度地改变世界。”杨同禹顿了一下，补充道：“可以说，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行业。”

“三十年前，中国老百姓听点儿消息怎么听啊？电台报纸电视台，现在信息流动速度极大加快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极大降低了。因为信息技术领域有了巨大的进步，所以改变了媒体这个行业。”这是杨同禹随口举出的一个例子。

敲代码的时候，会有和世界相连接的感觉吗？

“在开源社区做了一点贡献，被全世界其他程序员使用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改变世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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