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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证，这个非常时期的产物，或是我亲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生活经历的一个见证。
国家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在不同的地区所经历、体验和感受的，都会不一样。这次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是当前的国家重大事件。湖北省是病毒疫情爆发的重灾区，而其省内的武汉市就成为了重灾区的防控战的主战场。举国开展的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整体战、阻击战的焦点就在武汉；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病毒开展短兵相接的战斗就在武汉；措施手段最严厉的是对武汉封城，而伤亡最惨重的也在武汉：截至3月10日24时，武汉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离世的已有2423人。虽说时下武汉战疫情已经出现向好态势，有十几个方舱医院昨天对少数病例实施转院治疗之后而清空，但武汉的最严厉的封城措施依然执行。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武汉市民对封城的经历、体验和感受最有发言权。
北京远离战疫情主战场，最大的感受就是自觉的限制自己和家人的“自由”行动。在家关注湖北特别是武汉市疫情趋势时，只有揪心、慨叹和“加油”呐喊；感动那些在一线参战着的最可爱的人的一举一动，也哀伤那些无辜的逝者……在众志成城的全国统一分区、分级的防控战中，自己和家人也是参战的微不足道的个体，服从于统一指挥、自觉自律于规定行动，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更是对别人的生命负责，所以，在生命面前包括那些要求“自由”在内的任何主张都很渺小。
现在，手里除了日常出门习惯戴上口罩以外，另一个习惯就是带上出入证了。手里至少有两个小区的出入证，另外一个小区自春节初一离开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对那边的办证要求一无所知，所以，那边小区的出入证就自然手里没有。
从自己办两个小区出入证经历看，执证出入小区是从二月中旬开始的，显然，社区在防控疫情蔓延上的管理经验逐渐积累起来。疫情趋势从大年三十开始发展到二月初的高峰，这阶段时间里的社区管理是个反应和摸索过程，那时只凭测体温就放行了，但到二月中旬各小区开始了实行测量体温和验证放行。我首先拿到第一张小区的出入证是和平里七区的；拿到第二张出入证是幸福社区的，那是二月十八日那天上午拿着房产证、身份证去社区的物业管理处办理的，但那出入证似乎过于简单，上边只有一个编号，并没有相对详细的信息，大门囗运行到现在发现漏洞很多，所以，最近又要求住户重办新证。今天上午，排了很长的队算是换得了新证，上边有了照片、姓名、住户号和手机号等信息。这算正规了。
这样的亲历是一次经历的印证。我在不带“自由”化意识的情况下，引申想开去：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阴霾散去之后，社区是否可以借此次战疫情机会把小区的管理提上一个水平？把居民持证出入小区的做法制度化、常态化，避免一些无关的闲杂人员随便开车或步行进入小区，以便更好地保证小区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2020年3月11日的随笔）
2020.3.11.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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