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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人离开美国时,都在想些什么?

互联网人离开美国时,都在想些什么?

作者: 100offer | 来源:发表于2017-04-24 11:55 被阅读103次

    对王涛来说,「回国」是出国第一天就规划好的事。

    2014 年硕士毕业,比大多数人幸运,王涛进入了雅虎,成为了一名前端工程师。三年后,在即将拿到「绿卡」之际,王涛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百亿人民币估值的独角兽大公司。

    某种意义上,王涛是当下时代的一个缩影。2017 年的互联网世界,中美之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选择去往美国工作,而也有不少人选择回国发展——甚至后者比例更多。

    外化的现象深处,总有一些内在的原因。如此,我们就想要探讨一个问题:那些离开美国的互联网人,都在想些什么?

    一.

    王涛:强烈的「中国人」身份认同

    王涛是回国候选人中最特殊的一个。他是受访的候选人中,最有可能拿到绿卡的,但却是回国意愿最强烈且最不易改变的那一个。

    2008 年,因叔叔在美国工作,王涛选择本科出国读书。家里人本打算王涛能在美国念完本科、硕士,找一份工作,拿一张绿卡,和他叔叔一样扎根下来。但出国第一天,王涛就没打算在美国常待,更别提扎根落户,「回国」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王涛解释称,这样的想法更多来自「爱国」——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使得王涛不喜欢在美国呆着,即使身边有不少同学想要入籍,但依然没能动摇他的想法。「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自己爱国。」王涛还记得,2009 年看阅兵式时,热泪盈眶的场景。

    为「回国」这一想法,王涛和家里人争吵过不止一次。

    不过,既然出了国,王涛也没想硕士毕业就立刻回来。那样的话,一是加剧家庭矛盾,二是让出国的意义也不大。王涛给自己定了个期限,最多三年就回来。他说,这是他能忍受(在美国呆)的极限。

    2017 年,恰逢雅虎被 Veziron 收购,从 14 年 1 月入职雅虎,17 年 2 月离职,刚好三年。王涛觉得「冥冥之中注定」。

    进入雅虎工作,毫无疑问,王涛是同届毕业生中最幸运的那一个。幸运延续到了他的三年职业生涯。工作第一年,王涛就拿到 H1B 工作签证。之后雅虎就帮助王涛申请了绿卡排队。理论上来说,只要王涛继续在雅虎工作,2019 年左右就能拿到美国绿卡。

    当同学们焦头烂额忙着,从密歇根州跳到硅谷工作,再想办法拿到 H1B 工作签证和绿卡解决身份问题,王涛最是从容,却最不看重这一切。

    或许,王涛的决定出人意料,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大公司工作机会和绿卡机会。但也可以说,王涛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每个人看重的不一样,在王涛这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比其他更为重要。

    回到中国,王涛说喜欢北京的人来人往,硅谷的冷清让他不适应。现在的公司上班打卡制,规律生活的他也并不反感。

    相比起在美国工作每一天时日都在想着尽早回来,他说,现在的工作生活让他平静稳定。

    李宁:职业转型太困难

    回国的原因,在李宁这里,变成了「职业转型太困难」。

    2009 年,普渡大学硕士毕业后,没能如王涛那般幸运,李宁只能选择在一家美国小公司从事技术开发。彼时,金融危机正盛,李宁身边的绝大多数人都抱着一种想法——「能找到工作解决签证问题就不错了。」

    对李宁来说,在小公司工作,并不算是困扰。相反,最大的折磨是他不愿意「写代码」。尽管李宁就读的是工程技术专业,最对口的工作就是「写代码」,但他却不愿意将其当作谋生手段。「做产品」反而是李宁愿意从事一生的职业。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美国,从技术转向产品岗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产品经理没有本科对口专业,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需要很长培训周期的岗位。对美国公司来说,招聘一个应届产品经理本身就是不合算的,更何况招一个应届留学生更不合算——在薪水之外,公司还得负担留学生与身份相关的其他成本。」

    在「想做产品」与「转型困难」之间踌躇,李宁决定不再拘泥于在美国待着,回国。

    2011 年回国,李宁依然没有找到一家合适的公司,从事产品相关的职位。在一家外企过渡了三年技术开发之后,终于在 2014 年如愿进入了 BAT 大厂之一,从事产品岗位。

    2016 年底,在认为具备了足够积累后,李宁离开了大厂,通过 100offer 平台进入了一家创业公司,担任产品总监一职。

    如果以年薪计算,如今李宁的年薪,刚好达到 2011 年回国前的美元薪资水平。但李宁表示,当年回国转型不后悔,而且应该算得上成功。李宁说:「做产品这三年时间比做技术开发的五年时间,成长都要快。」

    更重要的是,做产品本身就是李宁最想要从事的职业。对于未来职业规划,李宁没有明确的大厂还是创业公司的偏好,但只要做产品都是开心愿意的。

    显然,没有回国,李宁也就不可能有之后的这一切。

    常远: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

    和王涛、李宁不一样,常远的职业规划路线是「国内工作——出国——回国」。

    2007 年,在国内读完硕士,常远一开始并没有出国的打算。辗转工作四年,2011 年常远开始在一家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中国分部工作,担任技术项目管理一职。

    2014 年底,考虑到「更深刻理解公司文化」的需要,常远在公司内部调岗,去往了美国总部工作。

    和王涛不同,常远并没有对在美国拿绿卡、扎根落户有强烈的不认同;和李宁也不同,常远并没有职业转型相关的难题。更多的,常远将这一次出国看作是一次整个家庭的体验——出国的两年时间里,常远的妻子有机会在美国大学读书再学习,他的孩子也在纯正的英语环境里学习语言。

    但是,常远并不打算在美国久待。他将原因归为「文化冲突」。

    「感受美国文化越深,就越觉得应该回来。」常远说,「归根到底,我是一个中国人。从小接受到的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总是有冲突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常远需要与公司美国总部的同事频繁沟通,而不只是对着电脑敲代码。即使能听懂美国人的俚语、段子,但常远始终觉得,融入不进美国人的群体,有着一种深深的「孤独感」。

    另一方面,即使希望孩子能接受纯正英语环境教育,但常远依然想要孩子接受亚洲式教育,以及不愿意让孩子变成「香蕉人」——即外表是黄种人,内在是白种人思维。

    在工作中,常远接触到不少 ABC(美籍华裔)。在常远看来,他们也有自己的困惑——看起来像中国人,但却不懂中国人,而美国白人群体也不一定接受他们。

    2017 年初,在公司内部有一次调岗中,常远选择了回国。这一次,他有了新的想法——回国之后,常远的下个打算是移民新加坡。

    在美国呆了两年之后,常远也对中国的「生活成本高、环境差、节奏快、竞争大」等现状不太有好感。考虑到新加坡与中国在文化氛围上更接近,常远希望能举家迁往新加坡。「我们全家都对新加坡怀有好感。」

    对于已经过 35 岁的常远来说,家庭稳定及孩子教育,可能比职业升迁等等更重要。

    二.

    也许你发现了,离开美国时,他们想的都不一样。王涛的离开原因,在李宁这里却不是主要问题;李宁的困惑,王涛也不曾有过。

    事实上,是否离开美国,这本身就是一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选择题。对那些去往美国长期工作甚至定居的人,影响李宁三人的选择因素都不存在。

    你会发现,李宁三人都是在美国工作了不长的时间就回国了。以三人抛砖引玉,我们可以观察到离开美国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当然,这不是意味着有这些因素的你,就不适合去往美国工作,而是在「常待美国甚至在美国定居」这件事上,也许你会遇上难题。

    身份认同

    像王涛那样「爱国」的,并不稀少。或许不少人在国内没太多感受,一旦出国,「爱国」的情绪反而热烈。

    在他们的眼里,出国只不过是一次工作或生活机会。对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定,使得他们一定会选择适当的时间回国——即使如王涛那般,绿卡已经触手可及。

    文化冲突

    可能有不少人,并非一定有强烈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但中美文化冲突始终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大困难。融入不进美国文化,让他们始终有一种客居异乡的感觉。长此下去,回国也就成为了必然选择。

    签证、绿卡、职业转型和升迁困难

    非本国人的身份,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职业规划。正如李宁提到的,招聘一个外国人会给一家企业带来比招聘本国人更多的成本,尤其对一些小公司而言。

    在这样的情况下,涨薪、升职、转型对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机会总可能是不对等的。甚至,在这些因素之外,出国最基本的困难是,如何获得工作签证以及「绿卡」。

    家庭

    对很多候选人而言,家庭是职业规划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打算移民新加坡的常远,我们接触了不少其他候选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家庭原因选择回国。

    出国 14 年之久的谢勇想要自己出生在美国的孩子接触真正中国文化,决定回国发展;出国 6 年的金明,想要陪伴家里生病的老人,也决定回国。

    依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因素都不是适用于任何人的决定因素。只不过,在考虑去往美国工作、久待、定居时,或许你应该将它们纳入考虑范畴。

    三.

    当然,在国外工作之后,三位候选人对中美互联网环境又了自己的观察。二者有什么差异,或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看法中,一窥究竟。

    技术、观念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创新方式的不一样,是能感知到的中美互联网的最大差异——美国更偏重技术创新和观念创新,而中国更偏向商业模式创新。

    常远说,美国常常做一些在我们看来没什么商业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中国则更多诞生一些有强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常远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58 同城和 Craigslist——前者是商业模式创新,后者则是观念创新。某种程度上,58同城受到了 Craigslist 的模式启发,但比后者在商业模式上更丰富和清晰。在 Craigslist 在默默运营之际,58同城却能后来居上,在纽交所上市。

    不过,常远也表示,这种创新方式的差异并没有孰优孰劣的高下判断,而更多是与中美互联网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相关。

    互联网金融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在美国,人们的理财方式已经丰富完善。但在中国,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普通居民刚刚有了闲钱,但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P2P 等互联网金融服务也就顺势而生。

    创业开心与苦逼

    创业是时下最热门的选择。但常远认为,中美两国对创业却有不一样的理解。

    在常远眼里,大多数中国创业者信奉的是淘宝的创业故事——一群人跟着马云,领着微薄的工资,辛辛苦苦从零开始创业,最终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成功上市,并实现了个人财富自由。

    在美国,创业则更多被描述成:一群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开开心心做事。「Facebook 的诞生更多是出于社交泡妞的需求,尽管过程同样艰辛,但创始团队更愿意强调的是共同创造一件产品的幸福。」

    「美国创业者可能打心底是相信所做的这件事,而中国创业者可能根本不相信,更多想的是上市分股票。」常远这样认为。

    智商和情商

    中美互联网人才工作环境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关于这一点,王涛认为,「在美国,你只需要智商高。程序员会写代码,产品经理能理解用户......即可。但在中国,可能你也需要情商高。」

    王涛说,这样的差异也许并非只是在互联网行业,而几乎是任何行业、任何场合。

    智商和情商的差别,其实反映的是,中国可能更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即使互联网行业是一个相对公平的行业,但中国人骨子里的「打好关系」的想法,也使得工作不只是需要智商(能力),也需要能融入环境和圈子的情商。

    当然,或许这样的中美互联网差异,只是候选人的观察,带有明显个人的主观色彩。真实差异环境是什么,应该是这些片段支撑起来的完整画面。只不过,这样的完整,也许并非一言一语能道明的。

    四.

    如上所言,出国与回国,是与每个人性格、经历、事业追求等等因素息息相关的选择。有人离开,就有人选择离开。

    在采访中,几位候选人都表示,身边留在美国与离开的人,比例大概是一半一半。这也正是 100offer 准备启动美国市场的意义所在,一方面帮助想要去往美国的候选人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帮助想回国的候选人稳定适应国内环境。

    截至目前,100offer 平台上美国的候选人比例不到 1%,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是否离开美国,你的答案是什么?

    (为保护候选人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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