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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顶左边有一条几公分长的疤痕，由于“寸草不生”，自然十分惹眼。和我混熟了的人总会问我这道“伤口”是怎么来的，我便这样回答他们：
我小时候也周义那般为祸乡里，十分好勇斗狠，有一次跟人起了冲突，被人用农具“奖赏”了一下，从此就像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里的“煮饭老妈子”那样“骇破了胆”，变得胆小怯懦起来，以后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听的人自然半信半疑，奈何架不住我娓娓道来的叙述和真诚友善的眼神，渐渐也就信了八九分。
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说的次数多了，连我自己都快要忘却它的来历。
我仍然记得，那是26年前一个阳光充沛的午后，正是吃下午饭的前后，邵寨人把这个时间段称为“后晌”。从我记事起，邵寨人就是只吃早晚两顿饭。早上十点前后一次，下午四点到五点左右一次。
那时候孩子们上学也依据这个惯例。早晨上学先是出操、自习、两节课，然后放学吃饭，接着来校又是下午五节课，其中最后一节课用来做作业。到了五年级“冲刺”的阶段，也就是考初中，才会安排晚自习，才允许住得近些的学生也骑自行车往返。
那时候东郭小学最高年级只是五年级，我很幸运，赶上了最后一届。其实也是“千军万马”中“厮杀”出来的——考上的自去初中，没考上的“升”到六年级。
那时候我还住在窑洞里，正端着海碗在大门口吸溜面条。军利爹爹来到我家借用铁钩，说是打槐米。
爹爹，是邵寨人的叫法，有时也叫做大大。爹、大都是父亲的意思，重叠起来，用以称呼与父亲平辈的男子，即普通话中的“叔叔”。但邵寨人口中的“爹爹”或者“大大”，却意味着这个人在血缘上和自己的父亲同姓同族。普通话中的“叔叔”只是对比自己长一辈一切男子的尊称，邵寨人减去一个字，只以“叔”呼之。
槐米，就是槐树的花骨朵儿。“五月槐花香”，完全盛开的槐花有一丝淡淡的悠长的甘甜的清香，但却不能用来卖钱。要想卖钱，一定得趁着它还是花骨朵的时候采摘下来，放在大太阳底下晾晒，待其丧失掉水分后才可用来入药。
当时，打槐米和挖柴胡，摘花椒，捡杏核一样，都是农民一项额外的经济收入来源。
我家有一铁钩，父亲在铁匠那里打制的，重达两斤，再配上一条长约十八米的洋槐木做成的杆儿，勾住树枝，往下一扯或者左右旋转，专门用来弄下树上的果实，或者折断带叶的嫩枝，给羊尝鲜。
我迫不及待地吃过晚饭，将碗往地上一搁，就兴冲冲地跑去帮忙。
军利爹爹家的这棵槐树有三四十米高，树干粗壮，两人张开手臂不能合围。那时他在树上用铁钩掰断细枝，他的妹妹则在树下拾取，很快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这项谋利的“营生”快要结束时，由于下树带着铁钩不方便，军利爹爹便把铁钩从二十多米高的树杈上丢了下去。结果这铁钩不偏不倚，砸在了我的头上。
当时鲜血就冒出来了，衣襟上血迹斑斑，很快半张脸都是，并逐渐模糊了我的眼睛。
可惜，那时候竟不觉得疼痛，但他们兄妹俩一定吓坏了。
我只记得母亲骑了家里唯一的自行车带我去巨家镇卫生院处理。那时候并没有汽车，走大路反倒不如走小路便捷。母亲带着我到了上成村的一个下坡处，结果祸不单行，车子骑进了沟渠。我们母子双双摔倒，那用毛巾简单包扎的伤口处鲜血又是浸了出来。
我不记得母亲是怎样抱起我，又扶起车，然后一路跌跌撞撞骑着那辆飞鸽牌二八杠自行车朝着她心目中能救治其儿子的医院前进。
都说“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我已忘记当时母亲脸色如何慌张、痛苦，内心如何焦急、自责，但最终她及时将她的儿子送到了医院救治。
后来我长大了，无数次经过上城村那道并不算太长的斜坡，站着路边看着当年的“事发地”——那个沟渠，依稀回忆起自行车就躺在不远的地上，后轮仍在不停地转动，我的内心就会变得十分柔软。无论当面承认与否，母亲就是那个在这个尘世最疼惜我的人，没有之一。
后来听说，我头顶缝了整整七针。
那年我6岁，只记得麻药打在伤口处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只记得巨家卫生院有一个用青砖垒成的小小的花坛，里面“老婆干粮花”开得正艳，有马蜂正在花心辛勤地采蜜。老婆干粮花，邵寨人的称谓，其实就是鸡冠花而已。
这件“大事”最终以军利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胜科爷，带了一个西瓜作为“赔礼”而谢幕。大家沾亲带故的，且两家又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还有就是传自祖父骨子里的那种善良，或者说是一种做人态度，一种宁可自我舔舐伤口也不愿意麻烦他人的本分。
与我关系亲厚的长辈，比如高个子五爷，总会拿这道“伤口”开我善意的玩笑——人家包文正的月牙儿在额头上，你的却在sa上，你说可笑不可笑？
sa，读二声，这个字打不出来，估计贾平凹也不会写，又是邵寨话，当然陕西方言也这么讲，就是头、脑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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