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萍：遇见薛仁明（二） 2016.2.3

赵之萍：遇见薛仁明（二） 2016.2.3

（四）隐士

台东池上乡，坐火车到台北要5个小时。

21年前，刚刚服完兵役的薛仁明亲自给自己选了这个“隐居”的地方，实现了自己高中时就有的隐居梦。

高中时期，他最爱的书是台湾作家孟东篱那本《滨海茅屋杂记》，反复读了好多遍。直到身边的朋友都看不下去了，“拜托，我给你一百块钱(台币)，你换本书好不好？”

那是一个台湾版《瓦尔登湖》，孟东篱带着妻儿隐居花莲，住在海边的茅屋里，每天看海、搬石头，安静过着每天的日子，这种生活状态让当时的薛仁明非常向往。

薛仁明的老家曾是工业污染重灾区，有一些专门处理废电缆的工厂，每次经过时，他看到各种各样的烟，黑的，白的，粉红色的、黄色的，冬天吹北风，有毒气体弥漫全乡，附近村里癌症和畸形儿比例都很高。他对这一切无能为力，真切觉得世界好像在往一个坏掉的方向疾奔而去，说不尽的破败荒凉。

上大学，来到了大城市台北，“看着城市的雾霾，听着城市的噪音，既觉烦躁，又感陌生。朋友邀我一道去喧闹的西门町，他兴奋不已，我则差一点窒息。焦躁的我，有种脆弱，有种敏感，更有种神经质。我走在人山人海的西门町，一方面觉得氧气不足、呼吸困难；另方面则觉得荒然若失、疏离寂寞。”

在台大读历史系的日子，他涉猎广泛，极其用功，有时学到凌晨四点，但是仍然不知如何安身立命，仍然愤世嫉俗。学到的东西，完全用不上力。是的，他学到了学院派的分析、排比、论证、思辨，他的论文结构缜密、论据充分、客观严谨，可他的生命状态并无丝毫改变。

虽然读的是历史系，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隔膜的，不懂中医背后中国人的身体观和宇宙观，不懂传统音乐，没见过古琴，没看过昆曲、京剧……

他隐隐然觉得不对，但何处不对，却说不明白。只感觉自己暮气沉沉，全无年轻人该有的意兴扬扬。

直到服兵役的两年，他走出学院的象牙塔，从那些读书甚少的士兵们身上发现，来自民间的朴素的活法，比学院派的他要平实清宁。那些来自乡间的士兵，虽然知识有限，但骨子里有更深更多的儒释道的影响，却没有知识分子的傲慢和文化优越感，更没有居高临下动辄批评指点的人生态度。

他决定离开城市去乡村隐居。几次部队的假期，他坐火车跑遍台湾东部的乡村，最后选中了偏远的台东池上乡。

1993年，来到池上乡的乡村学校教书，每天有许多时间看水，看山，看云，看寻常巷陌人家，看青山绿水间的广阔稻田，躁郁之气渐渐平复。

教书的前七年，他没电话、没电视、没计算机。但离山水近了，离天地近了，离人近了。“我住的宿舍是最角落的房间，旁边就是一大片草地，再延伸过去基本就没有住家，一直延伸到中央山脉。天一黑下来，就只有一种声音，就是虫鸣。我当时曾经有一张李祥霆的古琴CD，这张CD比较特殊，是在山上自然录音的，会录到旁边的虫声；当时只要一放CD，我就搞不清楚虫鸣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很享受这种生活。”

他听着学生们的嬉闹，与乡民闲话家常，去集市与贩夫走卒交流，也写书法，看国画，看大学时代从没看过的京剧、昆曲，也开始听古琴、琵琶、笛、萧、胡琴，看着看着，听着听着，恢复了与自然的联结，与传统的联结，一种久违的熟悉安稳与光明喜气终于向他走来。“看着自己，看着旁人，再看着这个时代，渐渐都有种新鲜与活气。”

这个过程其实不是刻意发生的，是自然而然。

当你不用任何外在的东西去阻隔的时候，内心深处沉睡的文化基因就会逐渐醒来，开始滋养你的生命。

台湾美术馆前馆长倪再沁曾经去薛家住过几天，离开时感慨：“仁明啊，你住在这种地方，真是往来无鸿儒，谈笑皆白丁啊！”

但是，对薛仁明来说，白丁有白丁的好，“读书太多的人，生命里有太多的假像。”他是从那种状态过来的人，太清楚了。

（五）山林

薛老师说，“我有一种山林气。”

在隐居的日子里，他对台湾这20年各种风潮，不管是什么本土化、还是什么国际化，他都隔岸观火一般，保持旁观者的姿态，远远地看着。

读书也有了新的标准，不理会所谓学术、时代风潮，只读让生命直接受益的书。种种文化热门书、年度红火书、知识界话题书，他多半知道，但几乎都不看。

他读南怀瑾，感慨老先生道行深、修行够，难怪不知修行的学院要藐视他！读胡兰成，从《山河岁月》，到晚年文明的大论述，赞叹他句句打到中国人心灵归宿的最关键。

这时候再重读论语、史记，他也读出了从前没有品出的万般滋味和宏大气象。

薛家的乡居生活一般是这样的：

一家人早上5点多起来，洗漱完毕，孩子们边煮饭边读经。早饭后，大人出门散步，小朋友们洗碗、扫地、读书。中午，大人负责买菜，孩子负责做。下午，孩子们念古文观止，然后做学校的功课。每天晚上七到八点是他们的课外读物时间，他们爱读《三国演义》、《红楼梦》、《隋唐演义》，也读王鼎钧的《关山夺路》。晚上九点，薛仁明一家开始休息。

薛家三个孩子都不上学，在家受教育。台湾的教育体制和大陆不同，“学校会给你保留学籍，允许你回家自学。一个学期回到学校去参加两次或者三次考试并且通过，就可以了。学校有时会打电话说，最近学校有什么活动，你们要不要来参加，一般我们只去参加考试。其实学校的课程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然后有大量的时间去读课外读物，在家上学的情况还不错，老大还考了全校第一名。”

京剧是全家人的共同爱好，大姐和二姐喜欢程砚秋、梅兰芳，老么薛朴喜欢杨宝森。薛朴还曾经扮过打渔杀家的萧恩，小小年纪，他已经觉得儿歌“好幼稚”，流行音乐“好吵”，京剧“很爽、很亮”，他爱读《三国演义》，读书的时候，神情跟时下小朋友读绘本的神情一样，又轻松，又投入。

薛老师不刻意把听京剧、读古典小说作为孩子的功课，他只是提供给了一个环境，让孩子自然浸润其中。对于教育，他的态度是，父母不能用强硬的方法去塑造孩子，但身为父母，你心里要清楚有哪些东西是好的、对的，在孩子成长的环境里要提供给他。不能什么都不做，如果完全不干预，到最后孩子只能被流行文化俘获了。

龚琳娜有次去薛家做客，发现家里的饭菜大部分是三个小朋友做的，非常惊讶。

在辛庄师范的时候，三个小朋友也经常是同学们的谈论话题。我们发现，他们有西方孩子的那种明亮的眼神，自由和天真，又有东方传统文化熏陶下的规矩与安静，真的很难得。

2010年，薛老师辞去了教书的工作。

这个决定不容易。台湾乡村老师的待遇非常好，政策规定，乡村学校与台北等大城市的学校，老师薪资是同一水平。辞掉工作第一年，他的收入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但那时候薛老师开始接到《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大报副刊的约稿，如果一边上课，一边写作，家里还有三个小孩要照顾，他势必会把自己绷得很紧。而他是个超不喜欢把自己绷紧的人。

很快，他笔下的孔孟之道、礼乐文明、生命气象引起了广泛反响，短短几年间，已经有好几本书出版，也在海峡两岸分别做了近百场讲座。他所说所学，正是自己20多年来所行所证，被誉为“时代人心的明眼洞察，中国文化的入心言说”。

（六）性情

有一天，一个朋友问薛老师一个问题：他很想让孩子读一读四书五经，但是学校的功课已经很紧张了，再去读经，时间上不允许，怎么办？

薛老师回答：小孩读《四书五经》是好事，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事情是培养小孩的性情，也就是培养他能吸收四书五经的营养的体质。

薛老师家的三个小朋友是最好的例子。

大姐刚刚出生的时候，由于是薛家第三代的第一个孩子，全家族如获至宝，薛爸爸终于当上了爷爷，不知道多么开心。从前薛老师以为老父是个比较理性和淡定的人，后来才知道，那得看遇上什么事！为了唯一的孙女，从来不说人家半句闲话的薛爸居然也抱怨起邻居来，原因只是邻居惹哭了他的孙女！才六个月大，“三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大姐就被宠出了一份乖戾之气，薛老师觉得，再这样下去大姐的性情将来会有问题。但能这么办呢？劝说根本不起作用的，“你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子溺爱，他每次都回答我哪有溺爱，好不容易有一个孙女我不宠不然要干嘛，你每次讲他，他就开始变本加厉，所以理性说服完全没用。”

所以只剩一个办法，“赶快生第二个，以量变产生质变”。果然，二姐出生之后，大姐的性情就变了，因为她的独一无二已经被稀释掉，再也乖戾不起来，性情越来越好。

所以薛老师的观点是，不要夸大读《经史子集》、读《四书五经》对一个人性情的影响，读经是“接天线”，同时还要接地气才行呢！

他觉得，中国音乐、中国戏曲对性情的力量更强，因为无假、无隔，直通性情。

薛家三个孩子都爱京剧。薛朴要是在家里淘气干了什么坏事，妈妈最严厉的惩罚就是“今天不准看戏了！”薛朴马上老实下来。

但是，也多少有点让人担心啦，像薛朴这样在家受教育、又热爱京剧的孩子，跟同龄孩子很不一样，会不会将来很难跟别人沟通，不容易融入社会？

薛老师完全不担心，他觉得我们跟人相处，从来不会因为不一样而合不来，两个都喜欢《甄嬛传》的人在一起才会处得非常痛苦呢。合不来都是因为性情有问题。而传统戏曲，是最好的培养孩子性情的方式。

他记得看的第一出京剧是《锁麟囊》，感觉和艺术电影完全不同，清清爽爽，就很有好感。后来常常看，刚开始会打盹，慢慢就看出味道来了。

比如，《龙凤呈祥》、《群英会》里赵云出场，剧情按说正是紧要关头，可是赵云一亮相，就是好几分钟的耍帅和扮酷，难怪有人常常说，京剧拖沓不紧凑，但薛老师理解那就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即使在那样的节骨眼上，也都还有余裕和能耐能回过身来转个弯呢！

看着看着，越看越觉得有意思，人就放松下来了。

“以前乡间有许多老者，也没读什么书，但看起来就有一种从容自在，没有暮气，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戏曲的感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