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公的“红楼世界”充满“含纳万千”的曼妙。在其间徜徉，氤氲在大观园的气息中，顿有心旌摇荡之感。不过，自曹公以生花妙笔为世人奉献一道精神大餐始，因为特殊的历史际遇，让这份大餐始终在公众话语场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世殊时异，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宝贵资料的重见天日，“红楼世界”的真面目也日渐被还原。之所以能够实现从模糊不清到日渐清晰、由驳杂混乱到条分缕析，得益于无数“红学”先辈学人殚精竭虑的付出，“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就是其中的领军者。
被世人以“泰斗”誉之，足见周先生在“红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高深造诣。简单管窥周先生毕生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红学”占据了他生命的主体。而焚膏继晷、殚精竭虑付出的见证，则是一篇篇、一部部充满真知灼见的关于“红学”的文章与著作。《红楼小讲》只是先生累累硕果中的一粒小小的果实。虽自谦冠著作之名为“小讲”，但是通过周先生的这部作品，读者对“红楼梦”的庐山真面目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对世人因以讹传讹造成的误解、误读也会起到匡正的作用。诚如梁归智先生所言：“周先生的这册《红楼小讲》......是能够引领普通读者进入《红楼梦》真境圣境的宝筏南针，能够让读者对曹雪芹的‘痴’所体现的中华文化之精义初尝滋味。”
以梁归智先生的评价语为引线，走进“红楼小讲”的世界，好好享受周先生为我们绘就的一帧不同于对“红楼梦”俗滥认知精美画卷带来的阅读审美和文化认知的愉悦。通览周先生的著作，贯穿整部作品的一条隐形红线是，先生始终把曹公的“石头记”与高程的“红楼梦”放在二元对举的层面进行分析。从阅读学的角度和社会认知思维的层面审视，对一部作品的价值判定往往涉及写作者和阅读者两个主体。写作者完成作品的写作，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至于作品中的因寄所托，随着作品的完成也就隐于作品的字里行间。阅读者对作品的品鉴，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作品生命的二次唤醒。至于“两个生命”能不能实现无缝对接，取决于阅读者的阅读定位和态度。当然，作品保持原汁原味是保证阅读者不误入歧途的先决条件。就《红楼梦》而言，从《石头记》到《情僧录》、从《风月宝鉴》到《金陵十二钗》再到《红楼梦》，因为名字的不同，作品被投注的价值取向就不一样。“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固然不错，但是就曹公创作的这部奇书，被投注的情感意趣到底是什么，按照周先生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大旨谈情”，反映悲欢离合，透悉世情凉薄当是作品的旨归。为了把这一主旨呈现出来，曹公最初的擘画是一百零八回。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曹公只完成了八十回。根据曹公最初的设计，作品以盛衰交替为分水岭，分为两大块——前五十四回写大观园的盛，后五十四回写荣国府的衰。在这样的框架下，曹公又匠心独运地把作品以“九”为单元，分为十二个部分。很显然，这种体例结构，曹公是借鉴前人，尤其是《水浒传》的成功经验。
通过周先生的研究清楚了曹公原著的整体架构，把这个观点与世间流行的几成定论的进行比较，显然具有颠覆传统认知的意义。毕竟，根据俗常的观点，《红楼梦》是一百二十回，是揭露四大家族兴衰和反映宝黛钗爱情悲剧的作品，此书具有经世致用的教化作用。不难看出，一部情意浓浓的世情小说被附加上冰冷的政治教化功能，其情味无形之中就被消解了很多。但是，在高程伪作遍天下的当下，这种对曹公造成极大伤害的世情非但没有被有识之士意识到，反而在错误的道理上越走越远。
还原了曹公创作的主旨寄托，再回到作品中。一部“生活的百科全书”，一部奇书，自然少不了一以贯之的人物和鲜明深刻的旨意渗透。曹公创作之初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近千人，因“红楼”而寄的红颜有一百零八位。不论是正册中的，还是副册中，亦或是又副册、再副册中的，她们在生命最灿烂的时候在大观园中直接或间接地演绎生命，感受人世间的爱恨情愁。俗世人生也好，年轻生命也罢，贵族兴衰也行，当这些以荣宁二府为剧场，以大观园为舞台进行展演时，戏里戏外，每个人都能够从中间找寻到自己的影子。而从小说的角度看，曹公的原著贯穿始终的人物除了混世魔王贾宝玉，史湘云相较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用笔要少得多，但是从留存于世的曹公原著看，她却是陪伴贾宝玉走到底的人。正是基于此，周先生得出史湘云是小说的女主人公的结论。这一振聋发聩的观点显然对世俗的认知造成颠覆性的冲击。就对真理的认知而言，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具有警示意义。
除了对作品女主人公的重新定位，周先生对甄英莲、王熙凤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进行重新的定位，也同样改变了传统的看法。就两个人在作品中的位置而言，曹公用笔和安排是十分考究的。甄英莲尽管着墨不多，但是从故事的真正开始看，甄士隐与贾雨村的对话，甄英莲的丢失才是开端。至于后面的内容，尽管没有连续性地叙述，但是甄英莲在关键处的出现无疑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而“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两面三刀的王熙凤，高程伪作中把她活脱脱刻画为心狠手辣之人。但是，周先生通过多年苦心孤诣的研究，以“正邪两赋”的文学评价，对“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凤辣子作出公允的定性。纵观曹公塑造的“红楼人物”，他跳出世俗的判定人物性格“非黑即白”的窠臼，善与恶、美与丑、高贵与卑微不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而是柔与刚、正与邪在人物身上实现了有机融合。“存在就是合理”，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卑微的小人物，他们在作品中都以自己的方式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乡下老妪刘姥姥上进大观园，被曹公赋予不同的作用。整部作品，正是有了这位老妪的真性情演绎，才为阴气逼人的“钟鼎鸣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注入一丝烟火气。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先生的这部《红楼小讲》具有匡正世俗对曹公作品错误认知的作用。之所以这样说，从作品主体的四十正讲加上部分副讲谈及的内容看，很多真知灼见与世俗通行的共识性认知是相悖的。比如，曹公创作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原型”，世俗几成定论的是灵河岸畔的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他们施恩与还情的故事演绎从仙界返回到俗世。由此对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故事中的“石头”是谁的判定就有了分野。“顽石”之“顽”与被丢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富有灵性的“石头”“合二为一”显然是错误的，把它与神瑛侍者视为同物更是无稽之谈。故事源起女娲的神话，曹公以此实则“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天、地、人、物四者之间的关系，人的起源，人的具有‘灵性’的两大发现：感情与才华，才之得用与屈抑，情的真义与俗义的问题，情与‘理’‘礼’的矛盾统一的社会道德问题.....”。厘清源头，再回到曹公创作鸿篇巨著的因寄所托。从整部作品表现出的情感取向看，曹公借贾宝玉之口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取向——抑男扬女。正是如此，才有了“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悲金悼玉”之叹，才有了“沁芳”溪畔“花落水流红”的悲吟。一曲《葬花吟》，一篇《芙蓉女儿诔》看似诉说儿女情长，实则是曹公借叹“自古红颜多薄命”来寄人生无定、盛衰无常的命意。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把《红楼梦》与《石头记》放在一起，伪作与原创互参，在周先生《红楼小讲》的引领下到曹公的“红楼世界”里徜徉，不再产生“不识石头真面目，只缘身在红楼中”的觉解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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