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诗人黄景仁在《杂感》一诗中曾写下“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句子，此句虽是自嘲，却道出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悲楚——任朝代更替，文人们似乎都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空有兼济天下之心，却无英雄用武之地！
朝云曾调侃东坡先生“一肚子不合时宜”，其实，何只东坡，哪一个文人不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呢？他们总在歌舞升平的安乐里有着大厦将倾的忧虑；总在朱门酒肉的香气中望见冻死路边的寒骨；也总在满朝颂歌、龙颜大悦的和谐里执意谏言……也许，早在第一位爱国诗人屈原面对滚滚汨罗江吟下“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绝唱时，就已为所有文人的赤子之心绘上了一个苍凉而凝重的底色——无论太平盛世，还是兵连祸接，这“不合时宜”的济世情怀都为他们的人生埋下了一个悲剧性的伏笔。
他们怀揣着旷世的才华，怀揣着傲世的狂狷，怀揣着遗世独立的风骨和气节，本能做那个人间逍遥客，做那个尘世谪仙人，哪怕是做那个寄情山水的醉翁，躬耕垄亩的农夫也好。然而，碧血丹心何处寄呢？大概是在每一个残月清风的夜里，总有铁马冰河入梦，总有沸腾的热血翻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所以，他们终究放不下，他们也付出得无怨无悔！
如此，三尺微命，一介书生，却偏要将这家国大任、天下苍生负于自己羸弱的肩上，为之生，亦为之死！从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悲壮，到“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怨愤，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凛然，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献身，到“旧事厓山殷鉴在，诸公努力救神州”的呼告……哪一个朝代不曾被文人们的热血浇灌过？哪一方百姓不曾被文人的丹心牵挂过？
即使有寄情山水的陶然，即使有徐行吟啸的豁达，他们的内心仍是饱受煎熬的——那份看似淡然的洒脱，都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妥协和自我开解，最终的最终，他们终究没有逃开家国社稷、天下苍生的牵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归去来兮，那负于肩上的锄头，又何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沉默的对抗？
世风日下，宦海浮沉！当他们不甘地离去，遗留于世的才学成了我们挖掘文学和思想的泉眼和深井。为此，后人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论断，可是，我常常想，若这是一个必然事件，若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大概宁愿不要这“诗家幸”，不要这身后名吧！用这幸与名，换万间广厦庇寒士可好？换天下苍生俱欢颜可好？换一个河清海晏的人间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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