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火的表演与仪式具备多重功能：它不仅是文艺，也是祭祀，不仅能够让人们笑，也能让神笑；它传达着人们祈福的心愿，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健康平安……它在人们自我娱乐的同时，也彰显出一个村落的团体张力，使众人在狂欢中实现平等；它助推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使人们发现文化的魅力，并为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
距离我们村（隶属于甘肃省兰州市）上一次春节耍社火（耍社火即组织表演社火）已经过去十四年了，彼时只有十岁的我也参与其中，有着极其纯粹的快乐。这十四年来，我们村再没耍过社火，但几乎每年春节都有周围的村庄在耍，锣鼓喧天地闹新春。偶尔看一场不同于童年意义的社火，也觉得是一种文艺上的享受。
看完M村社火的那天下午，几个父辈的大人们在我家聊天，话题基本围绕着社火。其中有个伯伯说：“一个村子的人们心齐不齐，能够从文艺活动中反映出来。”我听后很认同，佩服他从日常生活里体验到的这些深刻道理，随即在心里想，他所说的正是乡村文化与其凝聚力的关系。
兼具文化与娱乐意义的社火
社火是中国北方地区春节期间流行的表演仪式和民俗活动，其不仅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在区域内发挥着文化的功能。溯其源流，社火应该是古代祭祀土地神和火神活动的遗俗（李智信，2008）。从生成意义上来看，社火是因自然崇拜而产生的一种神圣的祭祀仪式活动，它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恐惧意识和膜拜心理。整个活动充溢了神秘的色彩，具有一系列的程式化特征（李建宗，2008）。
不同的文化语境下，社火有着不一样的表演形式。随着文化的变迁，社火不断被推进，从最初的祭祀活动逐渐发展到今天加入了娱乐元素的活动，掺杂了属于时代的主流意识和大众文化。就我们附近村庄而言，社火的主要表演节目有舞狮、大头和尚、旱船、太平鼓、高跷、相公-姑娘舞、秧歌等。这些节目主要以打击锣鼓为伴奏，其中，旱船中一部分和相公-姑娘舞则以传统民乐伴奏，曲子多以流传于甘肃、宁夏和青海的地方民歌为主。
M村舞狮
社火有专门的管理组织，在我们村庄一带被称为“社火会”。每年腊月伊始，社火会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召集人员排练节目，准备道具、服装等等。服装的放置一般在当地庙里的专门房间。正式表演一般于正月初六或者初八开始，首场在自己村里进行，其余每天则在相邻的村庄和政府单位等地演出，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或者正月十六结束。演出需要化妆打扮（当地称为“装身子”），一般在当地的庙里，表演者每天很早就要陆陆续续去化妆，上午八、九点便要整装出发。
长长的社火队伍走在路上，彩旗高高飘扬，身着表演服装的乡民们随着鼓点扭动起来，显得格外鲜艳与好看，给西北苍茫的冬天和盛大的春节增添了更多的喜庆，路过的人都觉得不经意间沾上了一份喜气。
坚守传统的M村社火成了黑马
今年春节，我们村委会共接了来自三个村庄的社火，由于开学较早，我现场只看了来自M村的社火。在乡村第二自媒体（第一自然是微信大佬）——快手APP里，M村社火被誉为方圆的“社火黑马”。从不使用快手的我，为了观看他们的表演和日常花絮，下载注册了账号。每天打开快手后，都能在热门里看到相关视频，不禁感叹社交媒体对乡村文化的传播与重塑意义。
M村大头和尚
这是一支由多数男性和少数女性组成的团队，其中，男性多为青年，女性则多为中老年。表演的节目主要有舞狮、大头和尚、旱船、高跷、秧歌、以及相公-姑娘舞等。其中，颇具气势和很受欢迎的是高跷和相公-姑娘舞。
M村秧歌队伍
高跷是由树木制作而成，在刨好的木棒中上方做一个木质搁板用以放置双脚，然后用绳子将其束缚在腿部。表演者踩高跷可以简单行走，也可以随着鼓点扭起秧歌。高跷扮演的角色多以中国戏曲中的经典段落和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为主，诸如《穆桂英挂帅》、《八仙过海》、《关公耍大刀》等。其服装道具以当日演出的具体戏目为主，并且脸谱有相当的讲究，据悉，M村今年请了专业的团队来化妆。
M村的高跷不是很高，约为1.5米，他们的表演主要以随着鼓点扭动起跳为主，即类似于扭秧歌的步伐，每天按照不同的戏着装、化妆。正是因为他们要跳起来，所以不能选很高的高跷，一则是重量，二则是安全。周边N村的高跷也很出名，有两米多高，表演主要以走步为主。
M村高跷表演
相公-姑娘舞是方圆社火中最为传统的节目了，也是今年M村社火中惊艳的地方。它集合了诸多元素给人们视觉和听觉上体验。表演者分别身着类似于“唐伯虎秋香装”的服装，其中，唐伯虎装角色为相公，秋香装角色为姑娘。姑娘们头戴类似于黄梅戏中的发饰，左手拿手红，右手拿扇子。该舞蹈的伴奏由民乐队现场演奏，M村乐队的成员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表演中的部分曲目还会由表演者们合唱出来，在我现场观看的那一场，他们唱的是甘肃民歌《刮地风》，很是有一番风味。惊艳的是，M村社火中的相公、姑娘角色均由16-30岁的青年男性扮演。由于男性身高上的相对优势，其着姑娘装后显得极为苗条和大气，广受周围乡亲们的好评。
M村相公-姑娘
我思忖着为何M村社火被评为黑马，一方面可能在于其拿手的高跷好戏，以及青年男子们组成的相公-姑娘队；另一方面可能在于他们呈现出来的团队精气神，不觉间感染了更多的观众。一个乡村的凝聚力，在春节这个盛大的节日里以社火表演的方式体现出来，并呈现给周边村民们，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启示？
年轻人为啥愿意去耍社火？
早些年，我的母亲、伯母、姑姑、姑父、表哥都是耍社火的人，有着极大的兴奋劲儿。十几年后的今年春节，我问他们，如果现在咱们村再耍社火他们还愿不愿意去，都表示不去了。“以前也不知道在想什么，腊月里锣鼓敲起来就想去耍，现在耍不动了，该由年轻的一代去了”，母亲告诉我。
跟他们的交流里，我觉得他们贪恋那种热闹和喜庆，尤其是在春节这个农闲的时段，正是大家释放的时候。但我不确定，同我一样在大众传播文化里长大的年轻一代为何也愿意去耍传统的社火，于是我采访了几个M村今年耍了社火的人。
26岁的杨荣是高跷队中的一员。在整个社火表演期间，他扮演了包括薛平贵、代战公主、周权等在内的六、七个角色。“现在过年都没啥意思了，耍社火比较热闹，而且还能勾起小时候的一些回忆。”他这样表示自己去耍社火的意愿。评价M村今年的社火，他用了“精神”一词，跟大众对他们的评价高度一致。
作为一名中国民航大学的大四学生，闵万鹏寒假回到家后便因为热爱参与到了高跷队伍的排练当中。他觉得社火是几代人文化的传承，节目老少咸宜，耍一耍，春节会更加红火，新的一年也有个好彩头。他们每天都要凌晨三四点开始化妆，高跷绑一天小腿上全是血印，但锣鼓声一响起来就兴奋了。“参与到社火表演的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热爱，所以相比之下那些皮肉之苦不值一提。”他告诉我。
对于外界给予他们社火黑马的评价，闵万鹏认为好评超过预期算是偶然，但M村的确投入了很多物力、人力、财力、精力。所有衣服和道具都是新买的，排练也用了很长时间，每一场表演他们都倾其所有去认真对待。他觉得这些评价是一种鼓舞，明年他们将有更充足的信心和精力继续耍起来。
郑军是相公-姑娘队的一员，扮演着姑娘角色。他认为耍社火可以娱乐，是红红火火过年的一种新气象。对于组建传统社火中的相公-姑娘队，郑军告诉我，“今年组建这个队伍很不容易，组建后我们专门建了个群，如果明年还耍社火，我一定还会继续在这个队伍里表演。”他也觉得他们今年的社火确实耍得好，外界说他们表演者很温和，他很是同意。谈及耍完社火后的感受，他很自豪地说：“以后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像我们M村社火一样团结友爱。”
就明年还会不会继续去耍社火，他们一致很肯定地告诉我：会。这是打心底里流露出的热爱和归属感，无可替代。
乡村文化振兴，社火不可或缺
实施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现全面乡村振兴，就要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他还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由此可见，文化振兴对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火是中国北方乡村传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它肩负着传承与向前的使命。它的表演与仪式具备多重功能：它不仅是文艺，也是祭祀，不仅能够让人们笑，也能让神笑；它传达着人们祈福的心愿，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健康平安；它在人们自我娱乐的同时，也彰显出一个村落的团体张力，使众人在狂欢中实现平等；它助推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使人们发现文化的魅力，并为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李建宗，2008）。
十几年前我们村耍社火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并不能领悟其中的文化意义，只是被那喧天的锣鼓、鲜艳的服装和热闹的场景所吸引。如今再理解社火以及其所赋予乡村的意义时，自觉多了一份文化层面的感受。社火于乡村，就像烟花于黑夜一样，在绽放的时间内，无比绚烂，让人们充满愉悦的感知。尽管很短暂，亦不经常有，但却留给人们不尽的回味，在日后想起来的时候仍然能够充满笑容地感受那份独特的美。
在这个无处不充斥着大众传播和社会化媒体所生产内容的时代里，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社火的表演显得弥足珍贵，也让春节逐渐找回了古老的年味儿。M村的社火不仅勾起我很多童年的记忆，而且给我更多文化与美的体验。在快手上关于M村社火评论里，很多网友的感受同我一样，他们提到“这是小时候看过的社火”、“民乐队的曲子小时候奶奶还教我哼唱过”、“好熟悉的童年感觉啊”等等。就此而言，社火承担文化振兴任务的同时，亦唤起了几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温暖一个又一个过年的日子。
整个春节期间，我都在不断地寻找乡村这些年的变化，试图用我浅薄的所学和思考去理解一些东西。通过观看M村社火，我看到朴实勤劳的乡村人民们对大众文艺的热情，对村庄的集体归属感，以及对乡村振兴的信心与希望。他们常年生活在这里，身体力行地建设着乡村，为家乡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一年正式耍社火的周期也就10天左右，但我想，这短暂的耍社火的经历会让他们在新的一整年里，有更多的冲劲儿去劳动，去创造，去奋斗。
新的一年，祝福他们。
参考文献：
[1] 李智信.（2008）.社火溯源.青海民族研究,（4），117-121.
[2] 李建宗.（2008）.仪式与功能: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陇中社火.黑龙江民族丛刊,（4），1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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