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大怨，必有余怨。”于是，老子的解决方案是，不去追究，手握把柄但不追讨。“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
太阳底下无新事，文艺复兴重现了同样的故事。
盐野七生的结论是，千余年的基督教社会在改善人性方面没有起到作用，是因为基督（即神）和信徒之间隔着一个神职阶级。不是基督的教诲对改善人性没有作用，而是因为隔着堕落了的神职阶级，所以未能起到作用。因此，改善人性的方法是废除神职阶级，让神和人直接交流。
但，神不会说话。所谓神说了什么，不过是信徒的想象而已。有宗教专家神职阶级在，他们会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对某事某说法进行过滤。会不会瑟瑟发抖？如果神职阶级要操控，那简直太容易了。
如何操纵？十字军东征的初衷，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的欧洲无力养活增加了的人口，于是这些吃不饱饭的人们拿起武器，一次次地向富庶的东方发起了战争。但如果只是纯粹的民众，他们做不到斗志激扬，需要寻找理论依据，而宗教是再合适不过的理论武器。欧洲民众就是以宗教作为夺回圣地的借口，借口从异教的穆斯林手中夺回基督教的圣地是神的指示，服从神的旨意是基督教徒的职责。而十字军提出的口号就是“神之所望”。
正因为有神职阶级存在，所以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没有神职阶级，那么信徒的想法就是神的想法，就会出现各行其是的现象。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重点来了。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宁可容忍小恶来阻止大恶，而不要在废除小恶后出现危害更大的大恶。“合大怨，必有余怨。”隔着千年，和老子不谋而合。
这不是马基雅维利一个人的想法。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对教会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但是，他们和同时代的伊拉斯谟一样，尽管批判起神职阶级来毫不留情，却没有人提出废除神职阶级。这并不是说他们比路德更稳健，事实上与路德相比，他们只是不相信人性的善。
马基雅维利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人性。他引用了尤里乌斯·恺撒说过的一句话：无论多么坏的事，最初的理由总是冠冕堂皇的。
面对一个糟糕的阶级，最朴素的想法是忒烦它，替代它，没想过颠覆一个，另一个会更糟。历史上的比比皆是，无非是从一个磨爪落入另一个魔抓。
发起宗教改革的人们就是这样想的：只要动机好，一切都是好的。遗憾的是，不止文艺复兴时期如此，即使是到了几千年后的今天，人性依然没有得到丝毫改善。
所谓历史，无非是同样的故事一遍又一遍重演。
如果要对比文艺复兴，我觉得可能更加糟糕。至少文艺复兴还是自由的，在那样的嗨暗下。
教皇利奥十世虽然对路德处以开除教籍的惩罚，但是这位美第奇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在谈话中常常提及路德，并就路德的想法展开自由讨论。这种自由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本质。
文艺复兴的自由之花引发了真正的复兴，欧洲从安无天日顺利走过了黑安时代。而我们呢？我们有自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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