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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卫东，生于1959年10月。80年代末开始写诗。2001年5月至2010年5月与成都部分诗人发起创办诗歌民刊《人行道》。2012年4月开始独自创办诗歌民刊《或许》。自印有个人诗集《幸福日子的艰难时事》，《物色》，《从来处来》《一个“逃课生”补交的作业》。现居成都。
胡应鹏，一个川地音乐人和他的诗生活
• 张卫东 •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的写作就是他的生活目的，从选择某一生活方式的维度来看，诗歌首先是一种生活手段，而且是完整的生活手段。正如斯蒂文斯所说：“诗歌的目的是使生活完整，并贡献于人的幸福。”而诗人胡应鹏正是选择了这一生活方式或曰手段。
个人觉得，自从离开大凉山，进入川西平原后，应鹏的诗歌写作就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当下汉语诗歌写作语境下，从现代诗的写作意义上讲，应鹏在他多年的写作历程中，无论从诗歌主题的确立，内容的把控，到词语的切入，形式的构建，总体的写作经验和技艺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宽度与高度，其题材涉猎也非常广泛。特别是写作中个人精神立场的确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诗人鲜明的写作原则和向度，那便是：坚守孤独，远离平庸，始终帶着一个孩童般的诗心行走在大地之上，探寻、讴歌真理，用诗的纯粹与孤绝捍卫着人的尊严与诗的自由。
艾略特曾经断言，诗的产生先于形式。我理解为是一种精神先行的召唤，即先有某种东西在语言之前召唤诗人去为它写作。但，这一预感似的东西好比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基因组合的受精卵，必然导致某个婴儿的降生，而是在受精之前，诗人先为自己未来的孩子寻找最好的基因，并在其受精过程（语言的切入与推进）中小心翼翼地加以组合。正如我们常说：诗人是一个语言实验家。而谈及写作经验时，艾略特说：“在下笔之前，我说不上要写什么，直到跃然纸上了，才知道那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这就是说：“写诗并不是一个完全成形的灵魂在寻觅一个躯体，它是一个未完成的灵魂寄寓在一个未完成的躯体之中，这躯体也许只有两三个模糊的观念，以及一些零散的短语。这种躯体把它的身量长足、使它的形状完美，也就是构思的逐渐自我确定的过程（布拉德雷）。”联系到诗人胡应鹏的写作，我想，也概莫能外。
从文本意义上讲，在写作中，应鹏很注重细节的描述和词语的质感，以及词语间的相互关联和语言本身应该具有的张力，并构成词语在特定文本语境中内在逻辑的成立，使其文本带给我们（读者）进入其诗歌内部的可能路径和更为丰富的想象，这有他近些年来的文本可以佐证。比如组诗《秋天的摇滚》、《春天的电影》、《西行》等，当然，还有很多。我认为这些文本从多个维度，多种形式向我们呈现了诗人独特的表达与不歇探索。同时，应鹏对音乐的偏好（主要是吉他摇滚乐），更赋予了诗作或优美舒缓，或跌宕起伏的韵律感，让人读起来很舒服。像这样的感觉，在应鹏的诗中是时常闪现的，包括诗中时而的狂野奔放，时而的婉转低徊，词语间都给人以真实可信的触觉，正如沃尔科特所言：对诗人来说，词语比故事更重要。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把应鹏的诗歌写作看作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层面的），并与他的音乐偏好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很有趣的发现，似乎就有理由认为，情感与兴趣才是挑动一个诗人写作的根本动因与经验核心，其重要性似乎远高于阅读与知识，生活与阅历，换言之，诗的写作常常是一个人精神与灵魂的律动，是一个人生命中需要借助诗这个形式加以表达的内在需要。因此，寻着这一思路，当我们透过应鹏的文本，结合其音乐偏好，换一个维度再来关注、打量他的写作时，我们发现，“在文字得到理智的了解和它们所引起的思想得以组成而被注意之前，文字之运动与声音已在兴趣上有了很深、很密切的作用了。”这里，“文字之声音与感觉首先发生作用，而文字所包含的意义则被这种事实巧妙地影响着”（瑞恰慈语）。虽然，我们也清楚，一个诗人的写作绝不仅在于此，事实上，在诗的写作经验中，阅读与知识，生活与阅历，思想与情感、内容与形式皆是密不可分的一体。词语之声音和感觉固然影响着词语的意义，而词语的意义同样也影响着词语的声音与感觉，其间的轻重选择皆要视文本的具体情形而定，正如布罗茨基在《诗歌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一文中所说：“语言是形而上的，韵脚往往能揭示那些不为诗人的激进意识所观照的概念和场景在语言中的相互关系。声响，即诗人的听觉，是一种认知方式和综合方式，它并非近似分析，而是包含分析。通俗地说，声响是富含语义的，常常比语法更多语义；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诗歌格律更好地揭示一个词的声学层面”。从应鹏的诗歌来看，他显然是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些，从而在写作中有所警觉，并合理有效的处理着这一切。因此，假如我们不了解应鹏的生活，也就不能理解应鹏诗中的思想，更不能理解他诗中的感情，甚至我们也不能对其文本的语言和声音有正确的领会，反过来也一样，把诗当成纯音乐，而将诗中的意义置之不理也是错误的，也是对诗的经验存在严重的误解。所以，在写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应鹏正是凭借多年的写作经验，将情感，兴趣，知识，思想，语意，声音等各种因素，在每一具体的写作中既加以区分，又使其彼此相融，从而实现着诗歌写作的有效性，由此可见，在应鹏的写作中，诗歌与他的音乐偏好是互为相长的，这在他的组诗《秋天的摇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这样认为，作曲家虽然可能是他发明其音乐主题的原因，但感情在与音符结合的同时改变了本质。同样，在诗里，诗人用浸透了感情的词语攫住感情，使感情变形，而诗人一旦把感情浇筑在诗里，他就再也不认识它们了：“激动变成物，它现在具有物的不透光性；人们把它关闭在词汇里，而词汇模棱两可的属性使它混淆。”如果这是真的，是否意味着诗的存在的可疑？因为表现感情从而认识感情正是诗最有力的动机之一。但此时，我们回过头来，再次打量应鹏的诗句，我们会发现，诗中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变成“物”而死去，相反，恰恰因为变成“物”而使自身成为目的，从而不断被体验、被唤起。对于真正懂诗、懂感情的人，它将被直接地、完全地领悟。事实上，诗中的感情正是因为诗人音乐质素的某种介入而被赋予了源源不竭的能量，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诗人最初的情感，它不是被关闭在词汇里，而是在词汇里永存。
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应鹏诗歌写作中为因应现实生活的局促和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在直面每一具体的写作时，为达到文本意义的真实可信，而在词语的选择、形式的构建及整体的语言推进过程中，在技艺维度上所采用的必要的修辞策略，如“比拟”，“暗喻”，“象征”等等，从而尽可能在混沌迷蒙的，琐碎庸常的，碎片砾石般的现世生活中实现着文本表达上的精准有效，并以不断寻求的变化，警惕着写作的平庸与机械的重复，努力以心灵中未曾发现与未曾言说的语言去抵近内心与世界的陌生地域，这，从技艺上讲，也契合了现代诗写作中，词语编码在某种形式上的晦涩组合和隐秘所指。这一写作策略在他的组诗《春天的电影》中有着突出的体现，并不时带给我们意料之外的描述与想象力。而组诗《西行》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游记诗，其语言的切入与展开也绝不是停留于“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记叙。在这组诗中，我们感受到了应鹏敏锐的视觉与独特细微的描述，常常以一个地名一个场景，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打开，让我们随着他诗行的推进，真切感受到现实中诗的词语所具有的对于不同地域、不同国度的历史人文在时空中的穿透力。记得我曾在旧文《诗歌，直抵生命真相的可能》的开头写下过这样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与哲学一样，其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发现那些未被发现的，言说那些未曾言说的，进而最终抵达世界与诗者心灵、生命的陌生之处。我想，此刻将这段话放在这里，应该是恰当的。
透过这些年应鹏大量的诗歌文本，我还想说的是，对于一首具体的诗歌写作，幻想和现实的区分别有深意。因为幻想和想象的性质正好相反。斯蒂文斯说：“幻想是从已经由联想提供的事物中进行的操作，一种为了不是在当时当地形成而是早已固定了的目的而做出的挑选。”他的意思是，想象是自由的，因当前的召唤而来；幻想却是一种束缚于特定目的的操控。可见，相对于幻想，想象是高贵的。而从应鹏的诗歌文本中，我们恰好读出了他摒弃幻想的鄙陋而由想象产生的诗。而这，皆取决于诗人长期的写作实验和自觉的艺术修为。
对于软弱和心智不健全的人，诗或许是一种危险品。正如马赛尔•贝阿吕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理一样搅扰人们的安全。”诗的真理使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堵住了虚假的出路。真正的生活和虚假的生活的搏斗，犹如雅各与天使搏斗，只有心智健全者才能取胜。而应鹏则以他的诗歌向我们证明着他因诗的写作所呈现的真实人格与内在勇气。
虽然，生活中的诗人形象常常否定诗中的诗人形象，让我们对“诗如其人”的信条发生动摇。但我还是宁愿相信诗中的诗人形象正是诗人本来的形象，他所写下的诗歌正是对他现实生活中某些缺失的修正和补偿。因为“艺术是抗拒不完美现实的一种方式，亦为创造替代现实的一种尝试，这种替代现实拥有各种即便不能被完全理解、亦能被充分想象的完美征兆”（布罗茨基《诗歌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要说，诗人胡应鹏在其多年的写作中，以其大量的，赋予变化的文本让我们看到了在属于他个人的写作背景和精神旅途上，一位川地近年来少有的优秀诗人和其独特文本。
今天，偶然读到布罗茨基论沃尔科特的一篇文章《潮汐的声音》，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把它放在这儿，就作为我这篇短文的结尾吧：“诗歌是最民主的艺术——它总是从零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确实像一只鸟，无论飞落在哪一根细枝上，它都要鸣叫，希望得到一个听众，即使只有叶子来听。”
初写于2019.12.31
修改于2020.01.03
四川绵阳诗人胡应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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