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个小伙伴说，有人问她：如果坐公交车遇到重庆发生的情况，应该怎么做？
她回复：要制止。
那人反问：如果对方反过来打她了呢？
确实，你看，这是个挺矛盾的事儿吧，拿起键盘当然很容易，微博评论被顶得最高的无非就是“你看，你以为事不关己，其实是在救自己的命”之类的，几千几万个赞，点进头像一看，大都是营销号复制粘贴的。
类似的言论你随处可见，无论是微博还是朋友圈，因为拥有“我遇到了也不会上去或不确定会不会上去”想法的，多数人不敢往公众地方贴——“都这样了，你还不上”，不仅几乎肯定会被喷，还白白展示了一波懦弱。
于是，大家听到的自然只有一种声音，因为另一种弃权了。
但是，作为普通人，真的应该被舆论鼓动上去制止吗？今天是一个拿着手机的大妈，明天是个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呢？
我们要把某一种做法推导出普适性，就要把每一种情况都考虑到，不能看到个例，认为自己会上去制止，于是就呼吁遇到类似事情大家都“应该”像自己一样上去制止。
我们当然希望“鼓动”别人这么做。无论我们自己是不是会这么做，我们也希望别人都这么做，这样能让自己的公共生存空间更安全一些——这话听起来很多人又不乐意了，“我自己保证会这么做，也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如果每个敲下保证的人都真的这么做，世界早就变成美好的人间了，因为罪恶都快绝迹了，再强的黑社会也打不过这么多键盘侠啊，跪下叫爸爸吧。
任何事情，我们都该量力而行，事实上，只要你了解所有事情发生的大体概率，大脑就会自动帮你计算好最佳策略。
大妈因过站而打公交司机，公交司机还手，这概率并不大，因为公交司机承担的是整车人的命，他正在工作时间。他可以紧急刹车，然后报警或脱了衣服追着大妈打，那都是个人选择，但他开着车跟别人互殴，这个概率较小，而互殴时车辆脱离控制从而撞车的概率就更小了，更别说撞击时刚好在桥面，撞完后居然会坠江，这一连串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虽然不制止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起我们生活中无法预测的偶发事件，要重现也还得天时地利人和，是极其不容易的。
那么上去制止从而得到更差的结果的概率呢？因人而异。
比如你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对方是拿手机打公交司机的大妈，那么你上去制止基本上可以确定近乎无损，于是你就应该上去制止，毕竟万一的万一你遇到一个脑抽司机呢？那概率也是有的。
但如果你是小学生，或者弱女子呢，而对方是两个高壮恶汉，你自己衡量一下概率上应该如何取舍，我想你的大脑应该很快就会帮你算出来。
每个人所谓的勇敢和怯懦，都是大脑计算后的结果。我们都希望别人的大脑是计算有误的，把跟全车人有关的出事儿概率想得越大越好，把自己上去从而被侵害的概率想得越低越好，把对见义勇为后获得的好处想得越大越好；而当自己的大脑计算时，我们希望的却是这个大脑的计算能力越精确越好。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不自利的世界，因为每个人都有“弱小”的时候。但不正视自利不代表自利就不存在了，毛主席时代每天都宣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到了生产的时候，干与不干一个样，你真的听着宣传就“为人人”而干活了吗？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只是饶是如此，这难道就是我们放任社会走向“公地悲剧”的理由？
当然不是，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强壮一点，更有能力一点，更有智慧一点。
所有人都会想，如果我是叶问，我也会大声喊“我要打10个”，可你不是，你要制止的人，战斗力往往更接近叶问——为了做好事儿而强大，哪有为了干坏事儿而强大的动力足啊，前者是为了别人，后者是为了自己。
所以，努力强大，就单纯地为了提升你自己的生存概率。而当拥有某种“文明共识”的群体都强大了以后，世界自然也就好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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