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学生众多，耳熟能详的李鸿章，薛福成，吴汝纶，还有一位俞樾。
李鸿章名字自不必说，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影视剧多有提及。
俞樾在经学、史学多有建树，著名历史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一生著作等身。
曾国藩曾经这样评价他的两位学生，说，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拼命升官，俞荫甫（俞樾字荫甫）拼命著书，这句话可以说是道出了中国历来，包括现代，读书人真正想成就自我的两条路。
自孔子时期，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就将自己的命运和民族、国家的命运深度绑定，中国人相对较少于关注自身精神内省（不是说没有），他们更多关注与社会及社会与人的关系，一切哲学思想几乎都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上，而且在入世思想下，读书入仕，几乎是所有中国人追求的人生目标。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做官，但还是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对于读书人，著书立说几乎是最为天然的途径，不同于一些民族，很少有人想通过其他手段映射出自己的价值，读书是基本条件，然后或者做官或者著书了。
做官著书兼而得者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在少数，这和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有关，书读不好，想做官不大可能，做官了，有条件了自是想著书立说，曹雪芹、蒲松龄一类人物毕竟只是少数，况且蒲松龄一生都在科举路上磕磕绊绊，没有结果，不等于不想。
做官太累，宦海浮沉，一般心理素质难以承受，清廉自守更是难上加难。李鸿章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拼命升官，二是升官后拼命替清廷背锅，近代几乎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是李中堂签字。晚年看开了，留下一首名联，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寿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累了一辈子，开看了。可惜李中堂学问不好，一生没留下像样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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