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去有很多迹象，酒桌上，在众人同情的眼光里，捧着肚子做仰天观星状呼呼睡着，比赛时再没人请我踢前腰或后腰，他们会主动给我留下一个边前卫，让边后卫帮我防守，前锋跑回来给我做球，我所有要做的是原地一个长传，我的兄弟们就会像狗一样拼命去追，边跑还回头对我竖起大拇指。其实那球还没到目标就远远地呈抛物线坠落，像一个老年人滴滴答答再也尿不上墙。中场休息时兄弟们宽慰我，没踢好是因为有伤。于是我就很配合地撩起球衣，展示被撞成五截还埋着钢管的右锁骨，抬起左脚讲解七八年前被铲伤长满骨刺的脚踝，如果听众兴趣蛮高，我还会按着倒数第五节脊椎聊一下我的椎间盘突出。于是他们频频点头做恍然大悟状。赛后，我给他们讲故事，从的我启蒙教练开始，讲我在当地小城足坛的辈份，讲我高中倒挂金钩击中门楣，讲我的队友拎着汽水瓶满场狂追对手，讲我大学四十米外打进的远射，突然发现自己的喋喋不休，于是主动闭嘴，气氛甚是尴尬。十几年前，兄弟们拍马屁时会说我体力好得像头驴，五年前他们说我技术类似埃芬博格，两年前他们又赞美我靠意识踢球，现在他们说我是以德服人。这帮坏人，以德服人那是人干的事吗。十年前，我有两大人生理想，一个是死在床上，一个是死在场上。现在才知道，提出这两大理想已算一个杰出的空想家。队友们呼吁我“健康生活，远离球场”，他们劝老队长改行做教练（作用基本相当于送水员），我理解他们的苦衷，我挡了青年人的路。我深藏屈辱就是不松口，老而不死是为贼，我认了。
南斯拉夫是我的精神祖国，潘采夫是贝尔格莱德红星的三个火枪手之一，后来，潘采夫被评为意甲20世纪最差球员，哀悼其陨落速度之快。我小的时候，那支球队叫南斯拉夫；1992欧洲杯，南斯拉夫被禁赛；1996年还叫南斯拉夫，但成了残品，克罗地亚出去了；后来他们叫塞黑，正踢着，“黑”又没了，只剩下了“塞”。没有祖国是没法踢球的。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斯坦科维奇、老米哈等蒲公英一样的、只剩下孤傲的南斯拉夫孤魂，就伤感无地。我老了，老到能目睹一个国家的烟消云散。在足球场上，寿则多辱是永恒真理。老就避免不了嘲笑与口水。朝鲜战争时，麦克阿瑟已经处在他职业生涯的晚期，他说“老兵不会死，他只是悄然隐去”，给自己找台阶下。我也处在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晚期，我也不会死，但将会被抛弃，或者自弃。这篇文字是一个非职业球员的末日挽歌。很少有人理解一个非职业球员对足球的感情，那是我从青春期以来唯一不离不弃的情人，离开球场，就远离了自己的青春时代。一群小孩子在空地上踢球，旁边经常有一衣冠楚楚的中年人流连不去，甚至苦苦央求加入踢一脚，被孩子们派去守门都乐意。这就是喜欢踢球的老男人的生活，上班时盼着周末，周末盼着上场，下场想着喝酒，一个个遍体鳞伤，像从战场回来的老兵。在城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老男人，他们四处预定场地，到处打听比赛，哭着闹着上场，有了为了踢上十分钟请全队腐败，踢爽了喝足了，回家过自己的庸常生活。因为有这一片草坪勾着，他们每周都会有一个梦想，把自己幻想成加肥版托雷斯，幻想成老年版梅西，然后在一个个周末让梦破碎，再贼心不死地寄希望于下一周。 生命已经开始走向下坡，不敢打架了，能踢上一场球，是他们越来越无趣的人生里最后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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