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出梁庄记》——回得去与回不去的故乡

读《出梁庄记》——回得去与回不去的故乡

我是读到梁鸿的新书——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才认识这位作家的。故而，我又去读了她的另外两部关于梁庄的现实报告文学写作。越是贴近现实，越是失去作品的跳跃性。读《出梁庄记》时，时有切肤之痛，我常常无法读下去。这是我的父辈、我的祖辈，走过的路程。他们从乡村走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到乡村。

城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对于我的父辈来讲，更像是一种迁徙。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寄放在城市中，从年初到年尾。只有回家过年之时，他们才会成为一个鲜活的有张力的生命个体，而不是异化的城市机器。乡村的空气、土地与人，都是他们所熟悉的。即便是长久与农村脱离，城市仍然像一个临时住所，它只能提供陌生与金钱。我的父辈们对城市生活的描述是带有一种敌对的口吻的。他们在同乡面前夸耀自己的城市生活，仿佛讲述另一个毫无关联的故事。只有在乡人谈到外出时久别的重逢时，城市才被联系起来；只有当他们谈到某个乡邻时，他们才会在模糊的记忆里想起曾经经过的城市。那些乡人没有去到过的城市，仍孤零零的悬挂在地图上。当然，也只有这种时刻，城市才有了些许温度。

我的父辈们把在城市打工成为“过活”或者“讨活”。把在城市挣的钱拿回家去，这是他们一年的生活愿望，甚至于这个期限可以是十年、二十年。在城市光鲜亮丽的形象下，他们漂泊在灰色与黑色中，是一座城市的背影。他们往往拖家带口，挈妇将雏，进入工厂，以庞大的数量占据流水线，在一座工厂中形成不同的地域。在劳力的争夺与评估中，亲缘关系与地域关系是一种纽带。它意味着与城市对抗的力量以及在城市中的生存。

是的，城市对于他们的陌生，就像陌生人对于陌生人的陌生。城市与他们无关，就像银货两讫的交易。城市的变化与发展只有在分割生活时，他们才会在城市的给予的痛苦中了解到变化。城市要取缔他们的理由一般是城市的发展需要建设城市的形象工程。这意味着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要发生重大的改变。他们的居住区一般是“城中村”或者拥挤的城市小巷与逼仄的角落；他们的饮食一般是聚居的低矮的大排档与廉价的食肆餐馆；他们的衣服一般在老旧拥挤的商业区与杂乱的批发市场购买……城市如果要取缔他们，又采取没有相应的措施，这就变成了单方面的暴力。他们没法做工，没法吃饭，没法挣钱……他们会失去在城市安家立命的根本。

父辈们进入了城市之后，他们就丧失了活力。他们变得迟缓而被动，他们已经失去了来自土地的安全感。他们温吞而又漠然接受城市的变化，没有反抗，没有争吵。他们泾渭分明地守着城乡之间界限，对城市保有抗拒与畏怯。他们在固执地保持农村生活方式的同时，在试图缓解城乡之间的矛盾在自我身上的改变。如果他们必须面临最后一步——不幸的和解，一种古老的血性会觉醒。他们往往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寻找城市的妥协。这是乡村对城市无力的最朴实的祭祀。当然，城市物质生活对乡人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时代，土地已经抛弃了他们，他们只好去城市寻取新的生存。若新的生存没有实现，他们只好回到故乡，或者漂泊异乡。

商品化时代成功的标准也已经异化扭曲了传统乡村社会价值评价。不过“读书”意识在乡人眼中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延续。脱离土地的男人和女人在劳力上拼命，为下一代脱离土地而努力。阶层的流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父辈们倒下之时，便把担子交给新的一代。不过，新的一代还处于新的漠然与新的交替之中。他们是跟随父母漂泊在城市的“农二代”，这种身份上的尴尬让他们无处可依。他们已经回不到农村，也回不到城市。他们在这种境地下唯有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