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中国科技创新下一步？
这一年来，我们经常展开这样的讨论：中国创新会被美国卡脖子吗？
王煜全老师躬身入局，分析和筛选了上百家优秀科技企业，跑了10个城市和12家以上的开发区，形成了这份报告《创新生态报告》，回答了这个我们都极其关心的问题。
2019年华为这家公司的处境，已经把这样的危险，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原来可以用的，不让用了，原来卖给你的，现在不卖了。
别的不用说，光是Google Play不让用，就让华为手机可能丢掉整个海外市场，那是个多大的盘子啊。华为光是2018年营收就有7200亿人民币。华为还有19万员工、10万名工程师、1万名博士，这样的企业居然都可能面临这样的威胁。这对中国人的情感震撼太大了。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相当于当年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大雷音寺，突然里面传出话来：我们这出口管制，走开，不给。这不就尴尬了吗？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个想象是有bug的。在《西游记》里面，表面上赞美的是取经者，但实际上把写经人高高地顶在了头上，真经是怎么写出来的不知道。好像这是神仙才会干的事。
但真实世界里的创新是这样吗？
举个例子，2019年最热的一个技术词汇，是5G。我们普通人对于5G的想象，往往就会把它想象成“一个技术”。
是这样么？不是啊朋友们，5G不是一“个”技术，它是一组庞大的技术网络和生态群落，这个技术网络长什么样呢？
如果我们要给5G写个小传的话，找来找去，公认的大神级人物也就只找到一位：土耳其数学家埃尔多尔·艾力坎。
然后呢？然后就没法写了。
因为它迅速地变成了全世界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通讯公司、手机厂商、互联网公司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里，各自推进的过程。是一个“分开走，一起打”的大会战，如果其中有人非说自己是总司令，那也太自大了。
你说这个技术网络是谁的？这个问题就像你问：数学是哪个数学家的？唐诗是哪个诗人的？谁的都不是，大家一起掺和着干出来的。
根据《华尔街日报》公布的数字，我们至少能知道两个事实：
1. 中国公司拥有36%的5G标准必要专利。
2. 中国公司的这个数字，比4G时代翻了一倍。
你看，在技术世界，中国公司不仅有存在感，存在感还在增加。
所以，真实的《西游记》故事也许是这样的，大雷音寺没有现成的真经，是来自东土大唐的师徒四人加入了大雷音寺杯编程大赛，一起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共同编程。然后成果共享了而已。要注意，这一场还是大雷音寺杯，如果爆发一次技术革命，来一场弯道超车，下一场没准就是花果山杯了，我们也欢迎他们来。
这样的事情，不仅在5G，在很多领域都在发生。
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比亚迪和日本丰田将在中国成立合资的纯电动车研发公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合作中，丰田看中的是比亚迪的研发能力，比亚迪看中的是丰田的品质和安全能力。
比如在药品研发领域。中国的药明康德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新药研发服务平台，全世界前20名的制药企业，都在它这个平台上研发新药。
比如在无人机领域，在全球消费电子展上，已经能够看到，大多数参展的无人机厂商，甭管是哪个国家来的，展台上都印着DJI的logo，甚至连大疆的对手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无论是它们的软件还是硬件都是由中国深圳的大疆公司提供的，外国公司更侧重应用的开发。
所以你看，很多高精尖领域的技术，已经不是中国单方面向上取经，而是变成中国与世界共同编程。
回到科技创新这件事上，站在美国的角度看，要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是我们知道这很难。因为中国制造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中国制造手里有什么牌？
第一张牌是规模。
比如说，美国好多政客都在给苹果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把生产工厂搬离中国。
到目前为止，苹果一直没有做这件事，为什么？
因为销量最好的时候，苹果需要外包工厂的峰值产量达到每天100万部，这大约需要75万名熟练工人。这个配套能力，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能整合起来。
中国制造手里的另一张牌是速度。
最近我看到有人分享自己的经历，一个北方大城市的制造企业，紧急需要一个模具，结果是东莞一家公司接活了。
发生了什么呢？晚上8点才提出需求，9点东莞团队开始3D打印，12点打印完成，深夜1点交给跨越速运发货，早上7点抵达这座北方城市，早上8点就用上了。
中国制造手里的再一张牌是成本控制能力。
你上淘宝查一下就会发现，只用花0.79元，就能买到一把5米长的钢卷尺。这背后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成本控制能力。
那这背后又是啥呢？
今年我们做了得到阅读器之后才知道，这其实是因为分工能力。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和中国最领先的电子阅读器公司文石，合作定制了一款得到阅读器。
结果，项目干下来，你们猜，背后是多少家中国公司分工协作的结果？直接供应商就有110家。不说别的，就说这个外壳上的金属按钮，那我真是大开眼界：铝合金开料是一个厂，表面喷砂、氧化处理是一个厂，半成品切边是另一个厂，硅胶零件的开模和组装又是一个厂，最后安装到阅读器上，这活才算干完。
一年前，当我坐在北京的办公室，说要做个阅读器的时候，我知道这件事难度很大，要求很高。但是我从来没想到，它背后是几百家工厂合作的结果。
所以你看，就是因为有这些底牌。尽管美国的政客们，总是劝科技创新企业离开中国，但是企业很现实，他们倾向于跟全球最大的供应链和市场在一起。如果他们搬离了中国，不仅仅会丢掉供应链，还会丢掉市场。
这是站在美国这一头算的账，回到中国这一头，咱们可不能这么想。
亨廷顿说过一句话：“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
事实上制造能力这个事，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发展很快，比如越南和印度，包括美国自己的先进制造，也进展极快。美国人真要下决心，把一些公司的制造环节搬离中国，假以时日，也不是不可能。
关键就在这四个字里，“假以时日”。这意味着甭管美国有多大的决心，只要还有一个时间窗口，我辈中人就大有可为。
有一句话，我们也是贴在办公室墙上：竞争意识损害竞争力。
什么意思?所谓竞争，就是你按照竞争对手划定的思维模式，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那可不就一开始落了下风么？
所以，现在我们把刚才举的那些比方，什么上游下游、研发制造、头脑身体、中国美国统统忘掉。
真实世界是什么样？是一张包含了美国中国在内的，由全世界研发者、制造者、供应链共同组成的、遍及全球的创新网络。这里面没有输赢问题，只有贡献大小问题。谁贡献大，谁就更重要。谁在这个网络的位置更重要，谁就更有话语权。
给大家说个故事，这位科学家是戴维·白瑞迪，美国杜克大学的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教授。
他发明了一个超级相机，叫做螳螂（Mantis）。有19个镜头，十亿像素，隔着一个足球场，也能清楚地识别人脸。
你看，这个发明看起来应该很有前景。但是，白瑞迪教授马上就遇到了困难：在美国，民间的制造商根本没有相关的生产线，只有军方有可能。去德国跟日本呢？虽然技术很先进，但是只接大批量的订单。
可是，对于一个创新产品来说，它必须一步步迭代，随时调整设计，直到可以推向市场为止。而这个过程，只有中国供应链能够陪着他完成。中国供应链不仅能做到一千件就可以为你开生产线，而且还可以做到以“天”为单位进行方案调整。
你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要手拉手，开始一段漫长的创新协作。
所以，白瑞迪教授带着他的专利，来到中国，开了公司。而且请注意，这家公司的总部，就在中国，就在上海。
这是一个挺有标志性的事件。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业务可以全世界开展，但总部在哪里，还是一件很慎重的事。
这不是白瑞迪教授一个人的偏好。
今年，全世界瞩目的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已经投产了。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
从1月破土动工到生产线具备投产条件，前后只用了10个月，工厂每年可以生产50万辆电动车。这个速度背后，就是那张万事俱备、灵活组合的中国制造业网络。
而且，不是说你只能在这张旧的网络里埋头苦干、求个生存就挺好。别忘了，还有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弯道超车的机会。你只要占有自己独特的生态位，一旦新技术爆发的时机到来，你就有机会发展出一张全新的网络。
听起来很抽象，其实我们中国人每个人心里早就有一个最佳案例。
那就是深圳的崛起。深圳当年起步的位置，那可是一点都不光鲜，甚至很低、很苦、很累。你看这个历史过程：先是干苦活累活，三来一补。慢慢地积累起来了一些能力，抓住互联网电子信息和智能制造这些的技术变革的机遇，就此发力，逐渐崛起。
深圳原来只是一个三来一补的节点，但是现在可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创新网络的中心节点。深圳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数89件，全球领先。
你看，深圳不仅没有停留在低端产业的层面，而且，随着技术变革的进程，这座城市也不断向前演化，如今，深圳不仅已经成为先行示范区，而且还直接促动了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都很大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
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担心，中国会因为被掐住创新的上游而窒息吗？
王煜全老师拿出的这份《创新生态报告》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我们和任何国家之间，都已经不是谁上游谁下游，谁输谁赢的关系。我辈中人，不应该在这个层面上纠缠，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正迎来一个历史级的机会，就是：有机会共建一张全新的全球创新网络。我辈中人只有一个姿势，干就是了。
正如一位诗人，默温说的：希望不是未来的东西，它是看见此刻的方式。
敬请期待第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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