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要刻船山遗书之五【538】2023-11-23

曾国藩为什么要刻船山遗书之五【538】2023-11-23

曾国藩的亲家郭嵩焘请旨奉命将王船山从祀文庙后，又在长沙城为之建船山祀，每年定期公祭。在《船山祠碑记》中，郭嵩焘写道，建此祠“将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求其书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然于心”。鲜明地体现了这位中国第一任西方大使，对湖湘士人领悟王船山经世致用学问的热切期盼。

接着，湘军水师统领、兵部尚书彭玉麟在衡阳城兴建船山书院，并为此上奏朝廷，称王船山为“命世独立之君子”，建立船山书院，为的是让湖湘士人“景仰乡贤，乘时奋勉，养其正气，储为通才”。曾国荃为支持彭玉麟的义举，特将《船山遗书》的所有雕版捐赠给船山书院。船山书院是近代湖南的一所重要学校，在湘南一带，其地位和影响都是首屈一指的。经船山书院的引导和培养，王船山的学说更得昌盛。他的书成为湖湘士人的必读书，他的经世思想也便更加深入地走进湖湘士人的心中。

至于王船山趋时更新的思想，在近代，引起了湖湘士人中变革派的高度重视。王船山在对历史变迁深刻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趋时更新的观念。他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更新而趋时也。”又说“道莫盛于趋时”，“事随势迁，而法必变”。由此，他明确地表示：“时异局迁，穷则必变，势在必革。”在晚清那个动荡的年代，王船山这种思想给予对现实强烈不满，渴望寻求新出路，主张维新变法的湖湘志士们，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成功信念。正因为此，激情澎湃的谭嗣同，可以用一年多的时间闭门精心读完王船山的全部著作，看出王船山思想精髓就在与时俱变这点上。谭嗣同以颇近极端的口吻赞美王船山：“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由于王船山特别强调夷夏之防，此种观念与趋时更新的思想相结合，则成为清末民族革命浪潮的理论强力。章太炎将这点说得很明白。他说：“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他甚至还借湖湘士人之口说曾国藩之所以在打下南京后急忙刻印王船山遗书，其目的是“悔过”。又说另有人认为，曾国藩不是悔过，而是“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曾氏的志向是什么呢？这一派人说：“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也。”原来，曾国藩与洪秀全所蓄之志是一样的，即都是反满排满者，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洪秀全用的是暴力推翻朝廷的手段，而曾国藩则采取架空满人，阴夺实权的手段。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将这些话写在金陵版船山遗书后，表明他不是在戏说历史，而是将此说很当一回事的。

章太炎的这篇《书曾刻船山遗书后》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他在这里引发了一桩公案：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究竟是悔太平天国保清廷之过，还是自道以缓冲迂回为手段颠覆清廷之志？借此机会，我们来说说这件事。

在我（唐浩明先生）看来，曾国藩刻船山遗书，绝对不是悔过。曾氏为什么要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他是朝廷大员，他的利益与朝廷的利益是一致的，当有人要来推翻这个朝廷时，他自然要坚决反对。第二，他亲眼看到，太平军到了湖南以后，带给湖南的是一片混乱，百姓不得安生，各种沉渣泛起。他要安定社会，恢复秩序。所以要镇压太平军。第三，太平军对上帝、耶稣的崇拜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伤及了他的精神灵魂，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看到他起兵前的檄文《讨粤匪檄》中的话：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册，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实，满人入关以后，尤其经康乾之后，在文化上尊崇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以四书五经取士，在精神家园上与汉人共为一体，在官场士林中，并无强烈的排满汉的意识。他们大多像林则徐、邓世昌这些公认的爱国者一样，将忠于朝廷和爱国等同看待。所以，“悔过”一说，实属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