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怎样对抗进化
进化，或者更严格的说法应该叫“演化”，是最厉害的社会化创新机制。事实证明达尔文进化论并不仅仅适用于生物世界，凯文·凯利说的人类技术的进步就符合生物进化的规律，雷·达里奥讲的企业进步也符合生物进化规律，计算机科学家使用进化规律寻找高效率的算法。我们大约可以说，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能让好东西自发产生、自己冒出来发展壮大、并且不断适应新环境变化的进化机制。
进化这个机制是如此的厉害，它几乎就是不可阻挡的。
那么怎么阻挡进化。这是因为世界上有些东西的进化速度太快，对人类是个危害。
比如说一个养猪大户，他有几千头猪。有一天，他发现很多猪感染了一种病菌，所以他就给这些猪使用了一种抗生素。抗生素的效果很不错，大部分病菌都被杀死了。养猪户们一看这个抗生素这么好使，就纷纷大量购买，发现猪有毛病就打一针，有时候没毛病的猪也打上再说，表示预防。
结果在病菌这个层面，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同一种病菌有很多很多的个体，个体之间大致都是相同的，但是偶尔也会因为基因突变的缘故，有细微的、但是重大的差别。本来绝大多数病菌都怕这个抗生素，遇到就死了 —— 但是其中有少量个体，因为其特殊的基因变异，不怕这个抗生素。它们幸存了下来。
用进化的语言说，抗生素的存在，给这些病菌提供了一个“选择压力”。
这些不怕抗生素的幸存者，就是这个选择压力“选择”的结果。怕那个抗生素的病菌都死了，而幸存者们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它们不断地繁殖，它们的后代，在抗生素选择压力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不怕抗生素。也就是说，病菌在演化。
这样演化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病菌族群再次发展壮大起来，而且这次全都是不怕那个抗生素的病菌！在养猪户看来，这就是病菌产生了“抗药性”。
通常说起来演化，都觉得是几万年的尺度。像人类20年才能繁衍一代，演化速度就很慢，今天的身体设定跟农业革命之前可能几乎没什么变化。可是细菌的繁衍和演化速度非常非常快，以至于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培养出有抗药性的品种来。
这就是进化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无处不在。
比如说，以前的农民在田间锄草，要把庄稼留下，把杂草拔掉 —— 而有些杂草，就会演化成长得很像庄稼的样子，让农民无法识别。你可以说这也算是一种抗药性。
再比如说，农民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对抗虫害。有的转基因农作物会自带一种毒素，害虫吃了会中毒，可是对人没有害处。农民种植这个转基因农作物就可以少喷农药，这挺好，对吧？然而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害虫们，对这个转基因农作物，就进化出了抗药性。
还有癌细胞也是这样。一开始你可以使用化疗之类的药物大规模地杀死癌细胞，可是癌细胞的生长繁衍速度非常快，它们有可能会进化出抗药性，它们能避开身体免疫系统的攻击。药物一开始好使，可是过段时间就不好使了。
所以进化确实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力量。要对抗进化，就是在对抗一个非常善于了解你的敌人 —— 一旦他适应了你的打法，就拿他没办法了。
但也不是完全没办法。方法大约可以分为两种指导思想。
一种指导思想是多管齐下。如果单一的药物容易让对方产生抗药性，那几种药物轮番上，没被这个药杀死的也会被那个药杀死，细菌或者癌细胞产生抗药性的可能性就会大大下降。
比如现在治疗艾滋病的通用做法，就是基于1995年华人科学家何大一提出的“鸡尾酒疗法” —— 这个做法就是把当时已经有的几种抗艾滋病药物组合使用，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抗药性。
这是一个做加法的思想，你厉害我要比你更厉害，相当于是用多样性对抗演化。我觉得这个思想肯定有局限之处，比如说，你转换攻击方式的速度肯定要比对方产生抗药性的速度快才行。而病菌繁殖的速度可能比换抗生素快，转基因植物的基因更不能年年转。
另一种指导思想，则是做减法。这个思想是减少选择压力，让对方*没有必要*进化。
比如说，现在农民要种植转基因农作物，通常会被要求在转基因田地里，也间隔地种植一些“非转基因版”的传统农作物。因为转基因农作物有毒，害虫还是会被大量杀死。但是因为非转基因版农作物的存在，也有很多害虫没有被杀死。产生基因突变的、不怕转基因毒素的害虫毕竟是少数，而因为有很多传统的害虫活着，它们交配的结果，就不会让不怕毒素的害虫做大做强。
在实践中这个方法的确是行之有效。抗药性的进化会被停止，甚至还可以被扭转回来。这个思想的关键，就是你一定要让对药物敏感、害怕这个药物的个体，多于有抗药性的个体。
而这也就意味着，你明明可以杀死那些害怕这个药物的个体，但是你选择留下一些不杀。
这要求你克制自己的杀戮欲望。可是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养猪户总是尽情地使用抗生素，农民不愿意保留非转基因版的农作物。现在抗生素滥用已经到了微生物大规模地产生了抗药性，以至于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一切抗生素都不好使的境地。而滥用的根源不是医生给病人用，恰恰是在农牧业。
而使用基因编辑的方法，主动制造一些对药物敏感、没有抗药性的细菌个体，再让这些个体去占领细菌的族群，以期扭转抗药性的进化趋势。
具体的方法是培养某种特殊的噬菌体，让它们进入细菌体内，吃掉能带来抗药性的 DNA 片段，同时还让这个细菌活着！这个方法在实验室里已经成功了，但还没有正式推广使用。
这些技术细节对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意义不大，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其中的思想。这个思想仍然是尽可能保留一些传统的、没有抗药性的个体，以期减慢进化速度。
事先节制、少用抗生素也好，保留非转基因农作物也好，“复活”不带抗药性的细菌也好，这个战术的本质，在于你追求的不是“杀死”，而是“控制”。
全杀死实在太难了，你真要把手段用绝，敌人可能会快速进化。所以你选择留下一点余地，允许一部分敌人活着，让他们有个出路。只要敌人的总体数量在你可控的范围之内，你仍然是成功的。
这是一个智慧。真能把坏东西赶尽杀绝，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结局往往是坏东西没有死 —— 而是变了。坏东西换了个方式继续流行，而你的手段却已经用尽。还不如故意留个后门，正所谓“围城必阙”，只要达到压倒性的优势也就可以了。
这可能也是一个管理学。考察历史，因为一开始追求的是赶尽杀绝，结果反而让敌人产生了抗药性，变得你无法控制的例子，有好几个。
比如说，明朝身处世界各国的大航海时代，逆历史潮流而动，非得搞海禁。除了朝贡之外一切正当的海上贸易都被禁止，老百姓想做正经海贸生意都不让做，这就相当于试图用一个抗生素杀死所有的细菌。结果明朝海盗、倭寇特别发达，而所谓的倭寇，其实很多都是中国人 —— 这就相当于细菌进化出了抗药性。
你让海贸不合法，结果就是只有不合法的人才去搞海贸。
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禁酒令也是同样的剧情。你全面禁酒，结果就是卖酒的都变成了黑手党。
全面禁止是禁止不了的，结果是都产生了抗药性。
而对比之下，看今天各国政府对赌博的态度就很有意思。赌博是不好的，赌博的危害比海贸和酒精更大，各国都对赌博行为有各种的限制 —— 可是人民喜欢，所以各国都留了后门。在美国只有某些特定地区，和拥有特许权的印第安人才可以开赌场。
允许一些合法的赌博，赌博行为就没有大规模地变异成地下赌场。赌博，现在基本上不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切非法行为都应该合法化。对付抗药性到底是使用轮番打击的思想还是使用网开一面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取决于敌我双方的反应速度对比，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选择。
但是不追求禁止，而是追求控制，这个思想值得你借鉴。比如说小孩爱玩电子游戏。如果你实行全面禁止电子游戏的政策，孩子就有可能自己偷偷跑到街上的游戏厅里玩，搞不好更危险。如果你改为追求控制，在家里给他买个游戏机，允许他每周玩一会儿，也许效果更好。
知识点二：怎样提高欢迎度
欢迎度有两种，一种是地位高，一种是被接受，其中能够带来长期幸福感的是被接受。
影响我们欢迎度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当年妈妈的不对。
1.其母和其子
想象一个场景。一个年轻的妈妈，领着自己刚满一岁的孩子，到一个幼儿园里的游戏室玩。孩子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感到很新奇但是也有点紧张，总是在靠近妈妈的地方玩。母子二人玩了一会儿，幼儿园的老师走进房间，她非常友好，也跟这个孩子玩。孩子慢慢适应了老师，但仍然跟自己的妈妈更亲近一些。妈妈找了个机会，在孩子没注意的情况下离开了游戏室。孩子发现妈妈不在房间了，有点不乐意，但勉强还是继续跟老师一起玩。过了一会儿妈妈回来了，孩子一看到妈妈就特别高兴，马上跑到妈妈身边。
家里有孩子的读者肯定对这个场景非常熟悉，这就是我们最早送孩子进幼儿园的情景吗？这也是心理学家喜欢用的一个观察6到18个月大的孩子对父母的“依恋度”的方法。如果你家小孩是前面说的这种表现，你应该感到高兴！这是非常正常的表现，说明你给孩子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
那“不正常”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小孩进入游戏室之后就自己玩玩具，根本不在乎妈妈在哪里，甚至还故意离妈妈远一点。等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也无所谓，你让我留下我就留下，你领我走我就走。这就太疏远了。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孩子一时半刻也不能离开妈妈。这两种情况都是安全感不够。当然，把这个实验里的妈妈换成爸爸也可以。
荷兰的一项研究表明，从一个孩子一岁时候的安全感，就能判断他七岁时候的欢迎度。
心理学家还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能预测一个五岁小孩在七岁时候的欢迎度 —— 给他的妈妈五分钟时间，让她谈谈自己的孩子。如果妈妈说起自己的孩子都是用一些温暖的词汇，充满喜悦和自豪，那就说明母子互动良好，这个小孩到七岁的时候也会跟同学相处的很好。如果妈妈一说起孩子就是各种抱怨，那这个孩子就很可能特别具有攻击性。
小孩真正面对社交生活，是在十三岁以后。而在此之前孩子跟父母的互动，与其说是反映了孩子是什么人，不如说是反映了父母是什么人。
事实上，杜克大学的研究者发现，想要知道一个孩子受不受同学欢迎，可以直接问他妈妈自己小的时候受不受同学欢迎。
如果妈妈回想起自己当年在学校的日子，都是一些幸福时光，自己当年就是“被接受”的，那她的孩子在学校的欢迎度也绝对是平均水平之上。
如果妈妈当年是个“被拒绝”的角色，整天跟同学充满敌意，那她的孩子也很有可能被拒绝。
但有意思的是，如果妈妈当年是“被忽略”，感到特别孤单无助，她的孩子反而不会是这样的人 —— 孩子很可能是比较受欢迎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者说，这是教育的作用！被接受的家长自己就善于与人相处，带出来的孩子自然也不差。被忽略的家长从小体会到孤单无助之苦，她会特别重视孩子的社交，帮助孩子跟同学好好相处。而被拒绝的家长，因为自己就“情商太低”，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当然也不能教会孩子。
很多东西都是天生的。长得好看的人，连刚出生的婴儿都喜欢她，自然从小到大都受欢迎，而且家长的一些性格也能遗传给孩子。但是至少这个被忽略的家长教出受欢迎的孩子的研究表明，后天努力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想要被接受，一点都不难。
2.假装一天被接受的人
普林斯汀本人是北卡罗来纳大学（UNC）的心理学教授，他每年都讲一门心理学大课。每年都有一天，所有选这个课的人，要参与一个大实验。
实验前一天算是“对照组”，学生们要时刻记录自己跟每个人的互动情况，并且写下自己在互动中的各种感受。
实验当天，所有学生、包括普林斯汀本人在内，都穿一件颜色特别明亮的 T 恤衫，上面写着一句特别显眼的话：“我是 UNC 最受欢迎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在校园里该干啥干啥，同时记录自己跟别人的互动情况和感受。
结果每个人的社交待遇都大大提高了。穿上这件衣服出门，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过来跟你打招呼，“你这是什么节目？”路上行人都对你点头微笑。
然后你发现你也变了。别人对你发出各种友好的信号，你也会不自主地对别人表示喜欢。这个局面就好像中国过年一样，看谁都是喜气洋洋的样子。参加实验的学生们整整一天都很 high，到处受到关注，走路也不看手机了，抬头跟各种人打招呼，跟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敢讲笑话了 —— 而且他们发现自己讲的笑话原来还真有人爱听。
普林斯汀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被接受”是可交易的。你喜欢我，我就更能喜欢你；我喜欢你，你就更加喜欢我。一天下来，学生们记录的感受都非常正面，充满自信、很乐观，幸福感强，而且还获得了一种对社区的归属感。
有个学生说：“如果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穿着这件 T 恤衫，今天的我肯定是个完全不同的人。”
你想让别人怎么对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主动怎么对别人。
普林斯汀自己还做过一个非正式的实验。他在一天之中，有时候假装喜欢别人，有时候假装不喜欢别人，看看别人怎么对待他。比如他家的网断了，他打电话到互联网接入公司抱怨，对方给他连接了好几个技术员指导他设置网络，可是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普林斯汀就利用这个机会有时候故意说话非常友好，有时候故意说得很不耐烦 —— 按理说对方都应该以专业精神公事公办地帮他解决问题，但事实上，对方的态度就很不一样。
所以欢迎度是可以传递的。如果某天早上你遇到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可能你自己也会变得不受欢迎，然后你又去影响别人，整个就是个链式反应。这就是欢迎度的雪球效应。所以现在人们爱说的什么“正能量”还真有道理啊！
那么作为家长，怎么给孩子“正能量”呢？
3.干预和不干预
中国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因为有这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其他事情反而简单了。美国家长对学习成绩没有那么重视，关注点有时候不太一样。
据说美国有个女高中生的妈妈，为了自己女儿能在校啦啦队获得一个首发位置，竟然谋杀了女儿一个同学的妈妈 —— 仅仅是为了让那个同学上不了场！
这个例子非常极端，但你能想象得到，有些家长非常关注孩子的欢迎度。他们从孩子几岁的时候就帮着约别的小孩一起玩，一直到高中还处处干预孩子的社交生活。
不过普林斯汀说，家长的干预应该有个限度。这个大原则是孩子越小你就越应该干预，比如两三岁的孩子玩的时候，家长甚至可以参与。事实上家长跟孩子以平等的身份玩游戏 —— 特别是体育游戏，双方严格遵守规则，是培养社交能力的好办法。但是孩子越大，你就应该越少干预。最好是只有当你发现他有社交困难，到了被忽略甚至被拒绝的程度才干预。
其实父母做什么事情，对孩子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 还是那句话：你是个什么人，比你怎么做要重要得多。
***
想要获得幸福生活，“被接受”是比“地位高”更好的选择。普林斯汀说，这就意味着 ——
要帮助别人，而不是只顾自己的需求；
要关注别人，而不是只想要被关注；
要精心培养深入的关系，而不是收集更多的朋友圈“点赞”；
要让别人感受到接纳和欢迎，而不是自己感觉高人一等。
普林斯汀本人在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被忽略的角色。他一心只想学习，不善交际，同学们有什么活动都不带他，有时候还拿他开恶劣的玩笑。结果今天的普林斯汀专门写了一本关于欢迎度的书。
所以，就算你现在的欢迎度不算太高，也不用太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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