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
万历在他御宇的后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他与臣僚不和，同时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君主，这已成为定案。既然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现实又无可逃遁，他只能消极无为。然而由于他的聪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极，他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
，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他从小开始就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难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确的主张了。他读过有关他叔祖的记录，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坚强的毅力，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谓“无为”。
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于深渊。现在危机已如此之严重，不论皇位的继承问题如何解决，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经难于恢复。
申时行以保全自己顾全大局的态度，周旋于皇帝和文臣之间，然而只是被动的应对，这也是他改变不了大局的原因
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说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之内，例如士兵在遇到敌人之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或是情绪紧张而喉干色变。他还为火器规定了一个保险系数，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能着火而不能给敌人以损害。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要是用上50％，就可以纵横无敌。这种考虑丝毫也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高级将领决不能姑息部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在平日，他要求士兵作一丝不苟的训练，那怕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措；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
人秉气不同，有清有浊。如果浊气抬头，天理就被“人欲”所取代。补救的办法是“格物”，也就是接受事物和观察、研究事物。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突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通过格物，可以使人发现天理
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道德的真谛。其最高境界，可以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持这种看法的人，常说“将发未发之际”也就是杂念冰消、情绪宁静之际，此时视觉、听觉、触觉还没有全部开动，而是凭个人的直觉可以领会到宇宙间一种无可形容的美感。
王阳明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宇宙观也属于一元论。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们常说的良心。但是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具有这种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他的思想系统中还有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因果关系的重视。在他看来，一件白的物体的白色乃是因，在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了白色的感觉才是果。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识是一种决断，必定引起一种行动。一个人见到美色就发生爱慕，闻到臭味就发生厌恶，见和闻是“知”，爱慕和厌恶则为行，前者立即产生后者。所以，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良知”，但是不断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和孔子关于“仁”的学说颇为相似：凡人立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时都不违背仁，即在圣贤也不易做到。
在李贽看来，他的行为不过是佛家的“游戏三昧”，道家的“和光同尘”。因之他以“无善无恶”作为标帜，硬是不肯认错示弱，另一方面李贽则并不认为这种自由系每个人都能具有，而只是进入了无善无恶境界的优秀分子的特权。这种优越感，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流露。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相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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