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的自我辩护

1.贵族自我辩护的逻辑（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

1.1人应该做自然安排他们去做的事情，即按本分做事，得其应得。

1.2大多数人不知道按本分该做什么。

1.3只有智者知道每个人按本分该做什么。

1.4智者应该成为贵族，掌权以治理社会，让每个人各得其所。

2.人的资质不同不影响道德上的平等（钱永祥先生的反驳之一）。

2.1智者，也就是所谓的大佬们，智商、情商的确高人一等，他们不当领导，简直天理难容。

2.2大佬们当了领导，是不是老百姓就该无条件服从？反正智商、情商都没法和领导比，不服从是无理取闹。

2.3领导不是圣人，难免会为了私利过分欺负老百姓。老百姓怎么判断领导对他们的欺负是不是过分呢？

2.4这时候就需要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把每个人的所有优缺点都遮掉，大家不再有能力高下之分，都是平等自由的个人，从这个平等的角度我们再来立个正义的标准，以此判断领导所得是不是太多，百姓所得是不是太少。按这个标准来看，没有哪个国家的利益分配是合理的，但至少有比较合理和比较不合理的分别，罗尔斯给了大家一个奋斗的目标。

2.5罗尔斯的正义标准给了我们一个愤世嫉俗的理由，至于怎样才能让非西方的大佬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并没有给出什么说法。他自己也谨慎地将他的正义论所涉及的平等自由限制在西方民主社会的公共文化之内。

3.人虽然应该按本分做事，但本分是多样、变化的，不是智者说了算（钱永祥先生的反驳之二）。

3.1按本分做事就是实现自我，自我的成分因人而异，有人动手能力强，成匠人，有人思辨能力强，成哲人，再加上意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人持之以恒有人虎头蛇尾，有人父慈母爱有人家暴不断，最后实现的自我注定不同。

3.2我们自我实现，冷暖自知，智者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他们不是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如何一步步变成了今天的自我。

3.3智者如果说我们的自我实现走错了路，他们无法证明其观点的正确。

3.4偏袒贵族的人可以如此反驳：智者不是去指导众人如何做人、如何生活。不管你是厨师、生意人、手艺工人还是数学家、文学家、战略家，在智者眼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统治者，比如战略家，其余的人比如生意人、文学家等等都是生产者，都是为了供养统治者而存在，这里的供养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很多艺术家，看似是贵族养着，其实是农民、手艺人、生意人养着，贵族不仅需要粮食，还需要艺术。艺术家如果不再有能力提供有价值的艺术品，可能就会变成农民、手艺人。当不了精神产品生产者，就当物质产品生产者，反正当不了贵族。在生产者履行了职责、生产了产品之余，他们如何生活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可以模仿普鲁士腓德烈大王的话说，你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但是要听话。听话，就是不要质疑贵族制度。

4.人类是多元的，少数智者与多数普通人之间的差别是武断、神秘、不可信的（霍尔姆斯的反驳）。

4.1精英与庸俗、聪慧与愚笨、深思与草率、超人与群众之间的区分是乏味的，不现实的。

4.1.1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家与打工者在智商、情商方面的差别显而易见，没有必要不承认。罗尔斯坦然接受这个差别，他只是强调老板不能因为自己成功就飞扬跋扈，不能想给打工者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利益在老板和打工者之间的分配可以不公平，但这个不公平的分配一定要能改善可怜打工者的处境，否则这个分配就是不合理的，应该批判。老板不愿意多发钱，政府可以强行收过去再服务于打工者。老板归根结底也是生产者阶层，不是统治者阶层，应该听后者的话。

4.1.2说到政府，可以说官员和群众在智商、情商方面也有差别，不过有时候差别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官场选拔官员的原则和市场选择企业家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单单情商高的官员也可能高升，只是占比不大。如果官员和少数老板一样贪婪，不愿意将利益分给民众，怎么办？偏袒贵族的人会反驳说，你怎么知道官员不把利益分给民众是因为贪婪而不是出于社会长远利益考虑？既然精英式官员的思想非常深刻，非常人所能理解，民众就没有理由去质疑他们的所作所为。这样说来，官员岂不可以为所欲为？非也。官员对官员也能形成一种监督，这种监督更能一针见血，因为是内行监督内行，到底是贪婪还是考虑长远利益，内行一看便知。有人会说，明清两朝官员对官员的监督层层加码，效果并不好啊，相反，唐朝的放权才造就了大唐盛世。如此抽象谈放权、收权毫无意义，细细研究唐朝与明清的制度、传统的差别，才是正道。

4.2随着经验的增加，每个人聪明智慧的程度会变化，布衣会变成精英，精英也能沦落为布衣。

4.2.1打工者能够翻身做老板的，微乎其微。像希特勒这样出身布衣的出任总理，并不多见，在英国这个具有深厚贵族传统的国家，布衣出任首相的可能性极低，这正是英国政治稳定的原因之一。贵族从传统中受益最多，他们一般不会破坏传统，传统是社会稳定的根基，而布衣不一样，从小就辛苦谋生，传统没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甚至会怨恨传统保护了上层的不合理利益，一旦掌权，他们可能是打破传统，与传统精英激烈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而且，再怎么打破传统，传统都会换个方式如影随形，精英阶层依然存在，他们不合理的利益还是受保护，只是换了一批精英而已。所以，布衣出其不意成为统治者，还是有风险的，不过，布衣如果首先得到了传统精英的认可，也就是说，布衣已经被传统精英同化，风险会小很多。这里不是说阶层固化是好事，如果阶层固化是指智商、情商都很高的布衣永无出头之日，肯定不合理，如果是指敌视传统的能人无法高升，则可以理解。

4.2.2精英沦落为布衣，或者被人排挤，或者运气不佳，或者江郎才尽。江郎才尽，当然无话可说；运气不佳，可以继续努力；被人排挤，正说明官场更重情商而非智商。精英的起起落落都是正常现象，这只能说明个人的地位是会变的，并没有说明精英阶层和布衣阶层的区别并不存在。

4.3即使布衣没有变成精英，也不能确定他们肯定提不出卓越的见解，民主理论的前提之一就是谁也不知道在公开辩论中谁能提出重要的见解。理论能够在精英、民众的公开辩论中得到提炼和升华，有时候平民也能指出精英的错误。

4.3.1平民能指出精英的错误，并不能说明什么，文人天天也在批评社会，并不代表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治理者，批评容易构建难。

4.3.2布衣关于社会治理真能提出重要见解，正说明他们有精英的潜质，精英阶层应该积极吸纳这类新人好好培养。精英与布衣的差别，主要不在于社会地位，而在于精神、智识是否卓越。

4.3.3精英阶层和布衣阶层有差别，不代表前者可以无视后者的呼声，后者是广义上的生产者，不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他们可能会不安心生产，这对谁都不好。倾听布衣阶层的呼声，并不是让布衣代替精英进行决策，布衣可以反映问题、提要求、给建议，剩下的，交由精英去做。

4.4即使精英没有沦落为布衣，也可能犯错误。他们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比民众优越。

4.4.1精英的重要不在于他们不犯错误，而在于他们的贡献远大于他们的错误。

4.4.2企业家与打工者相比，只有智识上的优越，没有道德上的优越。企业家的卓越贡献已经说明了他们智商、情商的优越，这种不平等基本是天注定，是现实。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到底什么样的平等是可欲的，而不只是乌托邦。

参考书目：

钱永祥：《动情的理性》，联经出版，2014年02月

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06月

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曦中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