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上半年，我住万州单位的办公室，那不算家。2003年下半年，我到重庆工作，我和一位同事合住过单位招待所、办公室，那也不算家。2004年下半年，单位招待所不让住，我和三位同事合住过单位集资建房空置房，那还是不算家。
2005年春，儿子到重庆上学，全家借住在同事的朋友搬新家后临时闲置的旧房里。房屋两室一厅，家具齐全，拧包入住。房在底楼，一面临崖，一面临坡，一面与另一幢房仅隔一米余，一面无窗无门。那崖不是一般的崖，推窗望之无底。那坡也不是一般的坡，绝对90度，水泥抹得跟墙壁似的平直。白天不开灯，绝对的漆黑如夜。一学期下来，儿子的鼻梁上就架上了眼镜，而且度数不低。至今，我坚信那黑屋子对于儿子近视脱不了干系，一直有愧于心。现在，人们外出喜搭个帐篷，好住个森林木屋，我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那屋绝对亲近大自然，夜间万籁俱寂，那讨厌的老鼠窸窸窣窣倒不足为奇，掀翻两三个碗碟是常有的事。害怕的是一群老鼠集体行动，那家具磨牙的嗞嗞声让你心烦，那相互争抢的撕咬声让你生怒，时而从床下溜烟而过，时而从枕边急驰而窜，这一晚的睡意就全销了。有时，老鼠打了打盹，但反而静得让你有些不寒而栗。那窗外的风声，时而沙沙沙，时而簌簌簌，偶尔传来两声怪异的鸟叫，时常突然来两下不知何物撞击门窗的声音，纵有千胆，也心虚呀。
2006年夏天，几个大大的红油漆写的“拆”字，无比耀眼地显摆在了闲置旧房的墙壁上。搬家势在必行。东找西寻，我们搬出了那旧屋，搬到了观音桥附近的老小区。五楼，房屋间间不见光。客厅外面半间屋仅能从隔壁的高层缝隙偷得一丝光亮，这里便成了儿子做作业的“风水宝地”。卧室阳台改成了儿童房，一门套两屋。我们在客厅中间摆了餐桌，虽不算饭厅，也不至于站着吃饭。客厅入户的地方，摆上了儿童房内的床，就算儿子的卧室了。这个摆布虽是拥挤不堪，却也物尽其用，儿子的床和儿子做作业的凳无需移动丝毫就成了现成的就餐的凳。一次，老家亲戚上重庆看病，到我这里借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无论我如何挽留，老人家都决绝地自己在外面住了旅馆。后来，回老家听大哥说，老人家回家摆起投宿我家的龙门阵就直摇头。11月底的一天深夜，小偷潜入我家，偷走了我的诺基亚手机，让我临时买部老年机替用到了次月发工资。一部手机倒无所谓，最让人气愤的是儿子书包里零花钱被一洗而空，那十八块七角钱，儿子足足伤心到过年。最伤感的是，我从未给老婆买过生日礼物，城里头同事的耳濡目染，老婆生日时我和儿子AA制买了一条项链作礼物，老婆舍不得带，一直随身放在自己的挂包里，却被那贼一扫而空。最幸运的是，那贼对公文包里的材料书本不感兴趣，却放过了公文包内格里的6000元暂借公款，伤心之余却倍感欣慰。
2007年秋，老婆调到了重庆工作，家便安在了离我单位公路之隔的地方。小两室一厅，面积不足60平米。阳台摆上小书桌就成了书房。儿子的房间，房门只能开一半，窗户被书架遮挡一半，进出侧身而行。儿子的衣柜只能摆在饭厅，饭厅里的餐桌只能顺墙而放。我们将所有东西硬塞进那屋，就成了家。房价不贵，总价23万多一点，我们贷款13万多，老借款户，又叠加成了贷款户。从此，我和老婆的工资除去按揭，生活开支，便所剩无几了。这个家，我们呆了三年。
这七年间，我个人在外住过三个地，一家三口在一起住过三个地。生活的家，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农村的养鸭人，他们挑上鸭棚子走南串北，搁在哪儿，哪儿就是他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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