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开始转行做律师时，在办公室发自肺腑感慨：现在都啥时代了，哪还有什么错案呢？
一个老律师听闻后很诧异，三番五次探析我的内心世界，想知道我脑中为何会有这离奇的想法。
这不是幼稚病，也不是脑袋转不过弯，而是我所曾处的环境让我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观念。
就拿算账这件事来说，我们是绝不可能从银行随便拉出几本银行流水，再找个会计师事务所，出个或曰鉴定意见或曰审计报告的东西糊弄事。算账固然麻烦，又耗时耗力。一把长30公分的直尺，至今仍是我的办工标配。银行流水看久了会眼花串行，我们当时拿着尺子一行一行比对。
我们的系统很封闭，当时对地方把算账这事外包给会计师事务所也略有耳闻，但从始至终觉得这事不靠谱，也压根没人提议这样做。算账这件事，不同于其它专业性鉴定，它不需要什么额外的专业知识。我可以肯定的讲，刑事案件中，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需要动用到CPA专业知识的地方。不仅用不到CPA专业知识，甚至连四则运算都用不全。算刑事案件的账，会个加减法（最多再加个乘法）足矣。
算账的过程其实就是办案的过程。把账外包给会计去算，就相当于把案件交给既无办案资格，又无办案经验，还不熟悉案情的人去办。出错是必然，不出错是奇迹。我吐槽说刑事案件中99%的审计报告都是垃圾，做出这种垃圾的人不要说自己是CPA。那是气话，无论你是什么A，这事你也弄不对。
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就好比你是一个合格的CPA，但不代表你会开挖掘机一样。没有人会指责一个会计师不会开挖掘机，那我们凭什么指责一个会计师不会办案呢？
该指责的是哪些把自身办案职责拱手相送，规避风险，转嫁责任的人。
审计报告中的错误，基本不是计算的错误，而是案件事实认定的错误。这种错误完全是由于对案情不了解，对刑法不了解造成的。
某电信诈骗案，一半的领导层对数额不认可。原因是审计报告把他们的任职期间搞错了。正确的任职期间就在案卷中，而会计师并不掌握。
某非吸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提成被严重高估了。原因是这些人自己也在投资，他们作为投资人的兑付款和作为业务员的提成是混同发放的。这种混同发放就体现在案卷中，而会计师并不掌握。
如果办案人员能自己来算算账，或者把案情给会计师交待的更清楚一点，沟通的更充分一点，这些错误完全可以避免。
为什么办案人员如此钟情把算账这种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工作量太大弄不过来是一个方面，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常态化的冷漠。“办的不是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句口号，残酷的现实是，案件就是案件，是他们日复一日枯燥工作的一部分。
会计师的签字及事务所的公章，碰巧成为开脱这份冷漠的灵丹妙药。这种外包造就一种奇妙的责任分散效应，它使每个人都免于被谴责：办案人员会觉得反正会计师盖着章呢，不是我的错；而会计师会觉得人既不是我抓的也不是我判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审计报告根本就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产物，与其想办法如何规范它，不如想办法如何取缔它。它就像纳粹的毒气室一样，通过对流程的肢解，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置身事外。这种责任分散又反过来强化了最初始的冷漠，形成一个无解的闭合。（这个例子很不恰当，政治不正确，但它几乎不受控地被我写下来，连括号中的字，都是我在校验时加上的，我还是决定保留。）
一来一回之中，所有人都实现了心安理得。只剩下被困在审计报告中无处可逃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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