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开播，豆瓣不到一万人评价，评分9.3；到4月完结，超过4万人评价，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的评分已经升至9.5分。
收视率方面，根据“tw.dorama”网站数据显示，《我们与恶的距离》称霸4月的台湾电视圈，大结局当天最高收视去到3.4，一举打破2019年台湾地区收视率的最高纪录。而2018年的最高收视也才1.84。
现实题材确实是该剧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故事也要讲好才行。
除了大结局有些刻意正能量之外，剧情节奏，演员表演，矛盾设置，全剧都做得非常出色。
尤其是角色的情感矛盾，这是能够吸引观众一直看下去的关键。
1.王赦&丁美媚：家庭与事业的矛盾
王赦这个角色存在两个矛盾点，前面5集是自我意志与世界形势的矛盾，后面5集是事业与家庭的矛盾。
对于王赦为什么能在被全世界唾骂的情况下仍然能坚持自我，后半部分剧情给出了交代。原来他就是从“弱势群体”里走出来的人，所以他才会有着如此强烈的意志。没记错他应该是全剧唯一一个获得“儿时经历”，被加强塑造的角色。
能动摇他意志的，是来自家庭的责任感。
家庭条件优质，从小就被捧在手心长大的丁美媚哪里受得了外界的巨大压力，她只希望家庭能够安稳幸福，子女能够平安长大，只是丈夫王赦的事业成了一颗绊脚石。
爱妻心切，具有家庭责任感的王赦陷入了一个两难的矛盾抉择。
坚持事业，家庭会进一步支离破碎；
维护家庭，梦想会土崩瓦解。
和王赦一样拥有一颗壮志雄心的观众可以问自己，万一真的遭遇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少见，商人马云就时常吐槽，自己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一个人要想在一个领域攀上巅峰，就得付出时间和精力，家人就算不遭受外界压力，也难以避免地要接受孤独的拷问。
丁美媚其实也只能依靠社交网络打发寂寞，可以说王赦为了自己的事业，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家庭的幸福。
就在丁美媚及其父母都把矛头指向王赦，逼得他无奈妥协后，观众终于得到了一个解决事业和家庭矛盾的方案。
也许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王赦身上。
很多人都有着远大的目标，并把目标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若是家庭与事业本身是矛盾的，那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些人都不结婚为妙？
世上并不缺少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他们能够在事业上大展宏图，又能拥有家庭的和睦幸福，为什么呢？
《我们与恶的距离》给出的观点是，需要妥协的不是王赦，不是事业，而是丁美媚，是家庭。
家庭本应该是支持每个人前进的力量，无论是与父母的原生家庭，还是与伴侣的新生家庭，家人之间的鼓励往往能起到强大的作用。
所以，拥有能够理解自己的父母或伴侣，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没有家人的支持与陪伴，那就只能和寂寞作斗争，而伟大的人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家人不理解不支持的话，那家庭便会成为伟大事业上的一个绊脚石。可见，伴侣之间的三观一致有多么重要。一个人想着闯荡，另一个人只想要稳定，不发生矛盾就真是见鬼了。
2.宋乔安&刘昭国：艺术与商业的矛盾
宋乔安与刘昭国的价值观就严重不一致。
宋乔安觉得如果没有流量，内容再好也是扯淡；
刘昭国认为做新闻就要保持内容的品质，不能一味迎合大众。
两人的观念矛盾也是全剧的一个核心议题，关于新闻媒体的利益与操守。
每一集的开头部分是新闻报道与网民的评论反应，暗示媒体时时刻刻在影响着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对事件当事人总是影响巨大的。
媒体要想有流量收视率，跟踪热点事件是非常有效的方式。现在新媒体获得流量的重要方式也就是三个字，追热点。
在媒体泛滥的信息时代，大众得到的信息会难以避免地重复。于是有些无良媒体就开始寻思，要做不一样的内容，更加爆炸性的内容。然后他们便不顾及当事人的立场和感受，加工和渲染事件。
当竞争对手那样做获得了利益，你不这么做，领导就会说，愚蠢！
结果，新闻媒体就在利益的驱使下，逐渐失去了本该拥有的职责，还有道德良知。特别是某些只顾着流量的自媒体，由于平台没有关于媒体道德的限制，他们可以任意煽风点火，社会热点事件变成了他们的摇钱树。
通过宋乔安一角的转变，《我们与恶的距离》反思着当今新闻媒体的沉沦堕落。
当然转变有铺垫的。
宋乔安本来是和刘昭国一样在先驱报工作，而在诸多新闻幕后工作的情节里，她都更偏向把控质量，而不是盲目追求流量。
泰国的爆炸案，她怀疑是新闻来源的真实性，压住不报；
幼儿园劫持幼童事件，坚持要等幼童安全才live连线；
把品味新闻台设定在“坐二望一”的位置，也许是在暗示宋乔安虽然是“标题党”，但还没有完全失去媒体良知。影响她变得暴躁，失去理智的，陷入矛盾挣扎的，是李晓明的枪击案。其实只要她能走出阴霾，本身是和刘昭国的观念相差不大的，只是两人对“艺术”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宋乔安寻求变通，却无意中做过了头，再回过头来反思和改变；
刘昭国坚守老路，所以他做的是传统的纸质传媒，可惜流量一直上不去。
结局看似没有给出“商业与艺术”的解决方案，但其实宋乔安和刘昭国的和解就是解决方案。
最后先驱报与电视媒体做了联合专题，算是对开场李晓明事件的一个总结反省，也算是对新闻报道的一次正确示范。
“商业”的东西不能丢，热点的东西你要去追，但绝对不能歪曲事实，恶意渲染事件，引起无谓的舆论波澜，我们应该从各种社会事件进行反思，保持“艺术”的价值。
商业与艺术同时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两者的矛盾便能得到一定的化解。
3.李大芝&应思悦：面对与逃避的矛盾
哥哥的任性妄为令到还在读大学的李大芝顿时迷失了人生方向。
年纪尚轻的她无法面对很正常，躲在家的两年经历成为了她人生里的黑暗篇章。
在母亲的帮助下，她才被“推”出了黑暗的房间。只是她出来的时候，世界还是黑夜。
她还是只能够逃避，世界不接受她，她自己也不接受自己，所以得知宋乔安家庭背景的时候，她要逃走。
哪怕王律师，房东应思悦不停地鼓励她，她仍然处于自我怀疑的状态。
触发她转变的，自然是乐观向上的应思悦。
曾沛慈奉献了超乎预期的演出，几次哭戏都显示了她具备当实力派演员的潜质。与李大芝不同，应思悦在遭遇家庭危机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坚强，她能够面对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应思悦是应对难关的模范，所谓近朱者赤，李大芝受到感染和鼓舞，逐渐从迷失走向挣扎。
那种挣扎，就犹如你从黑夜里醒来，迎接光明之前，要起床的挣扎。
要勇敢地迎接黎明并不容易，首先要克服的心里难关是加害者亲属的身份。这等于给自己扣上一个不光彩的标签，难。
其次是要走出被网络暴力，受害者家属甚至是一些“热血青年”的恐吓威胁的心理阴影。从心理阴影中走出来需要时间，也需要有人推一把，很幸运，李大芝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逃避不能解决问题，李大芝选择躲一辈子，那件事就会犹如黑夜一样笼罩她一辈子，她的人生将是永夜。她只有推开那扇门，不怕别人谩骂，不怕别人扔鸡蛋，才能力迎接黎明的到来。她必须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一个既定的事实。
她不是什么李大芝，她是李晓文。
除了制造利益矛盾，让角色或者集团产生正面冲突之外，编剧还可以让角色们陷入难以消停的矛盾挣扎之中，来保持故事的悬念性。他们的选择越是艰难，观众就越是揪心。
《我们与恶的距离》成功地让一众角色从开始挣扎到结束，最后他们都各自得到了一个相对圆满的，解决矛盾的方式，纵然人性中的恶，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
对于那些暂时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李晓文和应思悦的对话，算是给了一个期许。
“看得见的东西就不用相信。
就是因为看不见，我们才更有机会去相信。”
看不见希望，不代表没有希望。
希望，就在云后面。
真相永远只会怪我们的社会体制出了问题。——《我们与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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