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明灯》是鲁迅先生在发表成名作《狂人日记》七年后的作品，近代革命家李大钊道“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全文不过4200余字，讲述了在拥有自梁武帝时点起“一直传下来没有熄灭过”的长明灯的吉光屯里，一个想借熄灭灯来消除蝗虫和猪嘴瘟的“疯子”和方头、阔亭们、四爷等人的冲突，最后“疯子”被锁在了庙里，长明灯的光愈发亮，“疯子”的呐喊“我放火”也被孩子们编成童谣嘻嘻哈哈地传唱。
文章一开头就塑造了一个寂静的世界，唯一的茶馆，不大出行的人们，动辄查黄历走喜神位，都是为了求吉利，保平安。三角脸、方头、阔亭们虽为居民们所不屑，连喝杯茶都要赊账，却是“热心者”“淳朴人”，下定主意要除了“疯子”这个大害。
“这样的东西打死就完了，吓！”杀人这样的事情，在一个信佛多年的村落竟然显得如此轻松平常，他们明明供奉着仁义道德的神明，却恶毒地行事，可见神权信仰下人性的虚伪与麻木。
然而也不全是为了神明和恐惧，大约只是也想坐到四爷的客厅上，捏起茶杯，嘘一口气，做更高明的奴才。遇到外路人的夸赞，便也立志要做永远的“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鲁迅《忽然想到》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古已有之”与“梁武帝点起的，一直流传下来，没有熄过”读来叫人忍不住心中一颤，这盏长明灯若是真的流传下来，从未熄灭，用的灯油怕该是人血罢！文中多次提到“那火光不是绿莹莹的么”，不是鬼火还能是什么？
鲁迅强调梁武帝时就有，想来不仅仅是为了强调长明灯的来历之久。
梁武帝此人以笃信佛教出名，三次出家三次被劝回。然而此人的皇位乃是逼迫禅让得来，他纵容皇族苛待百姓，最恶的人偏偏最追捧“良善”神明，到底有几分真心呢？僧侣吃素的规矩也由他定下，舍不得吃牲畜血肉的人，却剥了百姓的筋骨嚼得津津有味，何其虚伪荒谬？
太清二年爆发侯景之乱，梁武帝被囚禁于建康台城，一代帝王，最后被活活饿死。佛说造“七级浮屠”也是约略能与救一条人命相提并论的功德，梁武帝修建五百余所寺庙，供养十万僧侣，他信奉的佛，救了他么？
鲁迅这寥寥几笔，竟也如此讽刺，神佛从前救不了众生，现在也救不了愚民。一开始就是谎言，可一直错下去，竟以为是对的了。吉光屯的今日，正如鲁迅在另一篇作品《忽然想到》揭露的“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让人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接着鲁迅描述这灯“连长毛造反的时候也没有熄灭过”。长毛造反——这拉开了近代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屠戮了无辜百姓，那这革命究竟是对还是错呢？——也是一种愚昧罢。
鲁迅在1927年前后经历了思想上的巨大转变（茅盾《论鲁迅的小说 》香港《小说月刊》1948年10月第4期），《长明灯》写于1925年，正是鲁迅的彷徨时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失败告终，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开始，他面临着革命道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产生了怀疑、失望这样的情绪（程凯华《中外名家论名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长明灯》里，他写道“都应该吹熄……吹熄。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然而，真的如此吗？ 只要吹熄那盏绿莹莹的灯就不会有蝗虫和猪嘴瘟了吗？
答：“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
行不通，却还无法可想。
鲁迅笔下的这个疯子，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孤零零的符号，只是悲愤疑惧地盯着人看，又是方脸蓝衫，我却疑心这就是他笔下自己的灵魂了，说别人的，论自己也不留情。
这疯子，却又似疯非疯。灰五婶说棉被盖住了灯光，他便以为灯熄了——难道他是深夜里在窗上瞥了一眼吗？否则怎么都不至于瞎成这样罢。
疯子被骗之后打定主意要自己熄，好像聪明了起来，后来却又说放火，然而放火却不能叫人抱着长明灯跑吗？庙不是还可以重建吗？火不是可以被水浇灭吗？不是无用功吗？
荒诞。
长明灯灭掉人就会变成泥鳅，死在海水里，这样的说法竟还是有人信的——但四爷该是不信的，他慢条斯理地演出一副好戏，以还没有的小孙儿白套了侄儿的房子，满嘴仁义道德，然而他那客厅，不正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吗？（鲁迅《灯下漫笔》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长明灯》最后以孩子们的童谣结尾，疯子的呐喊让他们害怕、嬉笑，那个赤膊的孩子用苇子朝着疯子“开了两枪”。一方面意在告诫受了新文化洗礼的青年和革命者，如果使用太过简单粗暴的方法，不仅不能成功，还要吓走孩子，另一方面，鲁迅表露出孩子们的恶意和对孩子的怀疑，他们本该是新希望，却被封建深深毒害，成长为新的奴才。
那照得更分明了的绿莹莹的光，定又被添上了新的人血灯油，有疯子、狂人、夏瑜还有革命者与愚民。
《长明灯》中，鲁迅的怀疑，是最忠于革命真理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资产阶级能否领导这个革命的怀疑。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一个如同盖在长明灯上的棉被，一个是只有一个小小木栅栏门的城隍庙小屋，熄不掉人们心中的长明灯就达不到自救的目的。
《长明灯》的悲剧，接近于一个无解的环，革命者“疯子”“长毛”的粗暴不过是从一种愚昧走向另一种愚昧，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呢？《狂人日记》道“救救孩子”，笔者揣测，该是教化罢，然而教化是漫长的事情，鲁迅先生最终在1927年左右找到了答案——共产主义。（程凯华《中外名家论名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本）
（原创不易，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