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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踏上了去往盘山林场的火车。
火车行驶在山岭间,窗外是连绵不绝的树木,一晃而过,却又无穷无尽。一如二十多年前。
大兴安岭开发“大会战”的后期,整个大兴安岭腹部铁路已经被打通,公路犹如人体血管绵延到各处,只有一些极为偏僻的山林等着人们去开发。盘山林场就是其中一个。
名如其意。盘山林场位于兴安岭北坡,亚勒山的北面,那里山高林密,罕有人迹,高耸绵长的山峰挡住进去的道路,只好在山岭间盘旋着修建一条公路通到那里。
我被分配到那里时,盘山林场已经修建成了一年多,人们已经从帐篷中住到砖瓦结构的房屋中。当我坐着一辆运输原木的汽车,拎着行李站在林场的入口处,看着陌生的山林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里,远离城市喧嚣的偏远地方,竟能触摸到夜空中的星辰。
是的,此刻我急于见到张大喇叭,想要握着他的手,真诚的说一句:“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我很羞愧自己的迟钝。这些年来,东奔西走,人世的磨砺早就应该教会我这个意识;让你领会到人世间一瞬间灿烂花火的,是你的荣幸。
而这句话,在二十年前就应该说,在他还是身强体壮,在他还是精力四射时。而不是在一个电话中告诉你:“他快不行了。”时。
我很羞愧自己的迟钝。
也是这条铁道,二十年前我坐着火车来到这里。我确信,眼前车窗外掠过的一棵棵树木,就是二十年前矗立在那里的树木,它们没有变,山岭也没有变,甚至那两只惊飞的鸟儿,依旧一如二十年前般矫捷,划过记忆深河。
我住的那间宿舍,有六个人,都是如我一般,先先后后的来到这里。只有老二,是最先来到这里。他说,他来时这里还没有一栋房屋,就连第一栋帐篷,都是他亲手建成的。宿舍里,为了省事儿,我们不叫彼此的名字,只是根据六人年龄的大小,依次排去。我最小。而被称为老大的,比我们要年长三十岁。我们五人是应该向他叫“叔”或“大爷”的。
后来在那个激情的夜里,我们六人跪在雪地上,庄严的向夜空磕着头时,谁也没有想到年龄的问题。直到第二天,老大搔着头,看着我们五人时,连连的喊着:“亏了!亏了!”
第一次知道张大喇叭这个人,是在到这里的第四天,是从声音中先认识了这个人。
办理接收手续时,所有的证明材料都在,唯有那张《边防证》不见了。可我明明还记得,走下火车时,迎面走来两名警察让我出示时,我还把《边防证》掏出来给他们看,天知道从那以后会丢到哪里去了。好在这里的接收人员没有为难我,没有让我再坐车回去办一张。(后来我才知道,没有了《边防证》,我哪里也去不了。)只是通过刚刚架好的电话线,用三天的时间,证明了我的身份,补办了《边防证》。
我跟着宿舍里的人,一起去食堂打饭。就在端着饭菜向回走的时候,一阵唢呐声,伴着夕阳的余晖,悠悠响起,溢满村子里的每个角落。
我停下脚步,惊奇的喊道:“呀!快听,有人在吹喇叭呢!”
其余的人看着我,他们的眼神中明显写着“少见多怪”。
老二“嘿嘿”的笑了一声,告诉我:“你是才来,过一段时间你就不会惊讶了!”
“是谁在吹喇叭?”我好奇的问。
“那还能有谁,当然是张大喇叭啦!”
喇叭声悠扬、平和,像夏季黄昏中的一阵晚风,不悲不喜。
直到两年以后,我坐火车回家探亲,在列车上遇到一位须眉皆白的老者。他坐在我对面,身旁的行囊袋中露出半截二胡。几位同乘车的旅客,怂恿老者拉段二胡,以解路途寂寞。老者并未推辞,拿出二胡拉了起来,让整个车厢里的人停止了讲话,屏神静气的听老者的演奏。演奏了三首曲子后,怂恿者与我都拿出带来的酒菜,摆上桌,请老者喝一口。闲谈中,我提到盘山林场里有个人会吹大喇叭,吹得高亢明亮。那老者看了我一眼后,说:“就是唢呐吧!”
从那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大喇叭,有个很正式的名字,叫“唢呐”。
当我探亲回来后,告诉宿舍内的同伴们,大喇叭不应该叫“大喇叭”,而是应该叫“唢呐”时,老二轻蔑的撇着嘴说:“啥‘唢呐’,多难听的名字,还是叫‘大喇叭’好听。”
“就是、就是,难不成我们还管他叫‘张唢呐’,不好听、不好听,还是叫‘张大喇叭’好听。”
其余的人也反感我提出的“唢呐”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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