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玉的共生策

文/朱健国

（全球共生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小编按：全球共生研究院高級研究员朱健國，专门研究原guo家主席李先念“洪湖共生策”政治智慧，并由此展開一系列“共生志”、“共生策”田野調查研究。根據原洪湖县委書記李金玉在1962－1963非常時期治理事迹，写成的《李金玉的共生策》，是朱健国系列研究成果之一。我们惊喜地发现，在朱健国研究的《洪湖县志》《荆州地区志》中有多处关于国际友人——工合国际运动领导者路易·艾黎到访洪湖县的记载：1963年9月中旬，陪同路易·艾黎参观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1963年）9月1日，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成立。中旬，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第二次访问洪湖。"（《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P23）

"（1963年）9月，路易·艾黎第二次访问洪湖。此后，他又三次到洪湖访问。"（《荆州地区志》，荆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红旗出版社1996年10月1版，P28）。这无疑给我们共生论者美好的想象：倡导“努力干，一起干”工合精神的路易·艾黎在1963年为何两次来到富有“洪湖共生术”的李金玉任书记的洪湖县呢？

现在“全球共生論壇公众号”特別推出《李金玉的共生策》，（文章略有删减）以飨讀者！

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期间作者与全球共生研究院高级顾问何兆武先生相遇

提要：李金玉的共生策

 《蜗牛如何在城市里逃生》，是一篇向往共生哲学的"越界之想"随笔（作者麦嘈，《南方都市报》2018年4月29日），文中说：本行是建筑学的华南师范大学何志森老师，在"一席"的演讲中透露了两个新共生志故事：其一，他的学生在设计广州的花城广场时，"发现，卖冰糖葫芦的阿姨经常被城管驱赶，就通过观察阿姨日常的行走轨迹(叫卖线路、歇脚和上厕所的点)，还有城管的巡逻轨迹，设计了几条‘逃跑路线’供阿姨使用。担着冰糖葫芦不方便进厕所，学生们还贴心地设计了冰糖葫芦车。"其二，"广州夏天高温，这些石板上常常能见到因为‘过路’而被活活烫死的蜗牛。学生们用菜汁为蜗牛染色，研究其爬行路径，再根据数据模型，设计出城市建筑物内的‘小动物爬行通道’。"—— 何志森老师倡导城市与小贩共生和与蜗牛之类小动物共生。

     读此文时，正在梳理李金玉1961年至1963年的年谱。忽悟，文革前（1955年12月－1965年2月）的中共洪湖县委第一书记李金玉，能够让洪湖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成为荆州地区11个县中唯一没有饿死人的县，只因其一直有着朦胧的共生志与高超的共生策？

 从理想共产到理想共生，是否是一个新的巨大进步？

       虽然李金玉并没有直接以文字论述过共生观，但他有不少反对极端带有共生论的名言，比如，2002年9月14日他亲口总结了对付极左的"消极态度"："我的方法是对新口号都消极一点，保持一点落后的距离"。1961年至1963年三年中，李金玉至少有六件事让人看到这种体现多元共生志的"消极态度"：

一、收留三千名安徽乞丐在洪湖打渔的共享情怀。

二、"让农民坛坛罐罐都装满"的与民共生精神。

三、"三层楼"与五省灾民共存的胆识。

四、洪湖县人大会的与专家共治特色。

五、以《洪湖县志》保存"极左肃反史"的共生智慧。

六、阳奉"新五反"的共羸之道。

  一、收留三千名安徽乞丐在洪湖打渔的共享情怀。

 从1960年到1961年，许多安徽乞丐流浪到洪湖县，想在洪湖打渔求生。有些干部主张根据邻县经验和上级有关指示，将这些乞丐以"流窜犯罪分子"名义进行清理，如钟祥等县一样：

      "1960年3月，（钟祥）全县组织清查流窜犯罪分子的统一行动，从河南、河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8省69个县（市）的外来人员中清查出犯罪分子和犯罪嫌疑分子482人，经过审查，打击处理了一批有严重历史罪恶和现行犯罪活动的份子。对其中尚不够判处但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员教育后分别遣返回原籍。"（《钟祥县志》，钟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P260）

      但是李金玉调查后，认为流浪乞丐多是家乡大量饿死人不得已外逃的可怜灾民，条件稍好的洪湖人民应当尽力帮助同胞。针对许多安徽乞丐有聪明的捕鱼技巧，便与县委研究了"收留三千安徽乞丐，设立洪湖区让其捕鱼"的救助方法：

      "（1961年）9月，撤销荆州专署洪湖养殖场，设立洪湖县洪湖区，下辖杨咀、洪狮、闸口、周河4个渔业公社。"（《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P23） 

      其实，当时新设立洪湖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让流浪洪湖的三千名安徽乞丐能够发挥打渔专长。据廖昭喜（李金玉通讯员，1987年后任洪湖市国家保密局局长、荆州市工商局副处级调研员）回忆：这一救助三千名安徽乞丐的善举，虽然一度有些人反对，但最终获得理解。结果，洪湖县成为当时全省唯一让流浪乞丐合法生活并重新生产自救的"共生县"。多年后，许多安徽人都念念不忘李金玉和洪湖人的救命之恩。

      细读相关史料，当年洪湖县收留的灾区来的乞丐并不只"三千名安徽乞"，还有来自江苏、山东、河南等6个省76个县的灾民，总共达四千二百多人——

"‘大跃进’时期，组织大兵团作战，渔民、农民竞向洪湖进军，每日下湖船只在6000以上，劳力达到万余人，还从江苏的洪泽湖请来13户渔民，成立‘五、一’捕捞队。……此后江苏、山东、安徽的渔民大量涌入洪湖。"（《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P153）

后来在"四清"运动的批判下，李金玉收留灾区乞丐来洪湖进行渔业生产的政策被终止——

"1964年8月，全县组织300多名干部下湖，清理出200多户外来渔民，送回原籍。1967年2月和1970年1月，两次整顿湖区生产秩序，共查出来自全国6个省76个县的渔民4209人，1650只渔船，分别情况作了处理和安置。"（《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P154） 

洪湖县"历年捕鱼产量表"显示，李金玉收留灾区乞丐来洪湖进行渔业生产后，洪湖的捕鱼产量稳步上升：1961年2425吨，1962年2915吨，1963年3690吨，1964年5030吨，1965年7250吨。而终止收留灾区乞丐政策后，洪湖的捕鱼产量逐年下降：1966年5055吨，1967年3125吨。（《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P153）

      尽管后来有人说李金玉收留四千多"乞丐渔民"，虽然有救灾之功，但因这些"乞丐渔民"为了保命求生，不惜使用了"迷魂阵"等竭泽而渔的有害渔具，对洪湖的生态有破坏性。但事实是，关于"迷魂阵"等渔具是否有害，水产专家中有两派，各执一词，争论了22年，直到1981才最终结论，应当禁止"迷魂阵"等渔具。何况当时是救灾第一，人命关天。李金玉收留四千多"乞丐渔民"功不可没。

      所以，虽然有些极左干部借四清、文革对此进行歪曲，曾以此为罪证批斗李金玉"招降流窜犯"，却受到了百姓的称赞和抵制。1967年12月11日，当时洪湖县的群众组织"红旗总部"专门发表了为李金玉等"四清下台干部"翻案的"严正声明"，痛斥操纵洪湖四清运动的极左代表薛坦等人一一

"洪湖地区四清运动中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组成部份是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颠倒了百分之九十五。原洪湖县委中不存在反党集团，薛坦、王永禄之流把原洪湖县委打成反党集团，是个大政治阴谋，必须彻底戳穿。……洪湖现有的县、区、社三级政权，是四清运动中和文化革命初期伪工作团党委泡制出来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实践的检验，这三级政权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维护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对抗和践踏毛产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粉粹洪湖地区的假四清，真复辟这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全洪湖人民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涉及洪湖全局，必须充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群众，口诛笔伐，打一场人民战争。"

      这一"严正声明"，虽然有着当时不可避免的文革语气，但基本事实却是真实的，判断也是有预见性的。果然，十三年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洪湖"四清下台干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平反，李金玉也结束劳改，重新安排了副处工作。

       可见共生理想，历史终有公论。

二、"让农民坛坛罐罐都装满"的共生精神。

 为了彻底缓解农民吃不饱的困境，1961年9月，李金玉提出了让全县农民奔走相告的著名口号："让农民坛坛罐罐都装满"——生产队只要完成了国家公粮任务，可以将增收部分多分配给社员。

尽管1963年9月7日，县长辜呈清被迫将此救灾救民之政绩作为错误，在"五反运动第二次自我检查"中负荆请罪，但历史最终认定这是真正的＂以民为本＂，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善政！

      辜呈清的检讨＂暗渡陈仓＂，以＂检讨＂之名，表达了大义凛然的救民之心——  

"从我们在具体执行粮棉油征购政策上，错误地认为分配的任务驼子（指标）完成了，就算不错，再加任务不好做，让群众多留一点，多吃一点，这样能进一步调动群众积极因素，工作也好做一些，生产也好抓些。这样该购的没有多购，该少销的没有少销，损国家，利地方群众的错误思想，也就是很实际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与党不一条心。以致造成粮棉油问题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城乡泛滥，对粮棉油统购统销起了破坏作用。"

      "在粮食统购方面：地委分配销售指标4140万斤（包括奖售粮140万斤），实销4128万斤，结余12万斤。其中：城镇口粮972万斤，非农业口粮742万斤，农村口粮1576万斤，事业241万斤，食品202万斤，工业17万斤，酿酒7万斤，种子191万斤，饲料16万斤，其它91万斤，奖售123万斤。根据中央合理少销的精神来检查，我们有几个方面多销了一些粮食，特别是农村销售漏洞大。"

      "在城镇粮食销售方面：在部分供应上有些偏宽，在指标安排上就高不就低，特别是在机关干部吃粮水平上片面认为24.5斤日子不好过，对工作有影响，有一段时间有意的让新堤各个机关多报出差补助、病人补助等，互相提高指标，平均吃到30斤，有的单位吃到30多斤，有3个月时间，多吃国家195000斤（这是粮食局统计数字）。在农村粮食销售上，主要是抓得不紧，有时抓赶 ，有些轻灾队按照驼子只吃360斤，而我们供应到420斤，这样在销售执行驼子未执行政策，只强调销售指标不突破。以致有些不该销的，该少销的多销了，全县农村统计多销500—600万斤粮食。有的队买主粮卖杂粮，吃主粮不吃杂粮，一手向国家买粮，一手在自由市场卖粮。在这方面既有官僚主义也有分散主义。粮食局反映多次，自己又没有及时制止，以致农村粮销漏洞大，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按省规定，吃杂指标40%，我们在执行时，有时只执行15—20%，有时30%。在水利用粮上，漏洞也很大，省规定每人每月如果带粮不足45斤的，国家补助到45斤，而我们在防汛期间、建闸期间，有的民工没有带粮，也供应到45斤了，预计多销60—70万斤。"

      这些细节与数据，看似自己批判自己，却体现出舍生取义保民不饥的共生精神！

      李金玉2002年9月14日曾说，"让农民坛坛罐罐都装满"口号提出的背景，是"多听听下面农民的意见"的结果。李金玉甚至希望薛坦也能多听听下面农民的意见：

      "（1960年9月）薛坦降为中共荆州地委第二书记后，曾到洪湖县‘帮助工作’。" 有一天薛坦向李金玉征求意见，李金玉直言说："你机关工作很熟悉，搞农村工作恐怕还要多听听下面农民的意见，不能唯上唯书呀。"

      原洪湖县沙口区委书记王传祥，2008年更细致地回忆了李金玉提出"让农民坛坛罐罐都装满"的过程：

      "‘让农民坛坛罐罐都装满’，这句话曾经是让洪湖农民为之高兴的一句名言，流传至今。这句话是怎么说起来的呢？1961年，沙口区狮子河公社乔岭大队农民乔敦告在初夏时，把生产队没有栽完的秧扯好，舍不得丢，动员老婆、儿子晚上把秧运到土地湖边，抠去水草栽了下去。也是他的运气好，没有大的渍水，秋季获得了收成，打了1000余斤谷。究竟如何处理这1000 余斤谷?从生产队到生产大队、从生产大队到公社逐级请示。公社书记黄耀华得知后，向我请示这1000余斤谷怎么办?要不要征购?抵不抵口粮?当时，正好李金玉在沙口，我向他汇报了黄耀华的电话内容，问他如何答复是正确的。李金玉听了略作思索后，对我笑着说：‘应该让农民自己做主处理，不能抵口粮。’又笑着大声说：‘征购后的粮食让农民把坛坛罐罐都装满。’他的话，我转述给黄耀华了。后来，李金玉在全县主职干部会上讲了这件事，也笑着说道：‘让农民把坛坛罐罐都装满吧!’四清运动中，李金玉被四清工作总团定为反党集团头子，这句话成了他的主要罪证之一，说他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洪湖文史》第十八辑，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2008年5月内部出版，P230）

      对于"坛坛罐罐招"的执行过程，田性初（原洪湖县委农工部部长）回忆说："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农业欠收，粮食相当紧缺。在中央调整方针的指导下，为了增加粮食的收入，根据洪湖荒地多的实际情况，县委提出在农民完成集体农活之后，不影响集体利益前提下，允许农民开荒种粮，收入归己。有些同志对这条政策有看法，说分散了农民集体观念，方向有问题。针对此情况，李金玉同志在全县扩大干部会上说：‘有的同志怕群众开荒种粮，把坛坛罐罐装满，说方向有问题，我劝大家不要有顾虑，农民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粮，又不影响集体利益，让农民的坛坛罐罐装满有什么不好呢？’这就是口号的来源。"（《醉翁记》自序，田性初著，武汉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P84）

 三、"三层楼"与五省灾民共存的胆识。 

      洪湖农民的坛坛罐罐装满后，自然有了"以长补短"，用农产品换日用品的自由贸易需求。

1961年8月，李金玉与县长辜呈清一起大胆拍板开放集贸市场——闻名全国的"三层楼" 集贸市场正式开办：

      "（1961年）8月，开放集市贸易，允许非国家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在集市上交易；集体和个人在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后的剩余农副产品可以在集市上交易。至12月，全县集市贸易发展到32个，成交额由337万元猛增至2235万元。"（《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P23）

       "三层楼"在洪湖县城新隄镇中内荆河长江出口处的江堤闸背上，它并非一个楼房，而是以靠长江的外坡为"一楼"，靠内荆河的内坡为"二楼"，江堤老闸背为"三楼"。如此"三层楼"形成一个面积大约二千平米的自由贸易市场，让全县农民和百姓与湖南、江西、安徽乃至广东等地民众自由交易粮食棉花油料等商品。这一全国唯一的"三层楼"，大胆挑战了当时的"统购统销"国策。

       原洪湖县沙口区委书记王传祥回忆："在1960-1962年三年里，洪湖县人民过了三年艰苦的日子。为了度日，农民中有不少的人把生产出的南瓜、萝卜、豆角以及菱角、野藕等农副产品匀一些出来到新堤老闸背堤上去交换湖南的红薯丝，或者卖了买回生活日用品，如肥皂、火柴、煤油等。一时间，老闸堤背上的自由买卖形成了一个大的市场，称为‘三层楼’。即堤的外坡、内坡和闸背上都堆满了农民自由交易的生活物资。他们卖生活物资，买回他们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各得其所。"

      "对于这一新兴市场的出现，李金玉既肯定是互利互惠的好事，理应支持，但也有后顾之忧，是不是与资本主义有相同之处？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因为曾反对过房前屋后自留地种稙归个人所有。一次，地委书记薛坦来洪湖检查工作，李金玉有意请薛坦去看‘三层楼’。薛坦看了活跃的市场后，曾赞扬说，让农民、市民与外地互通有无，好。李金玉听了他的指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他把薛坦的指示作了转达。‘三层楼’愈来愈红火，还引来了岳阳、武汉的不少人来采购生活物资。李金玉欣喜洪湖人有智慧，他也支持这件大好事。但遗憾的是，到了1964年江陵‘四清’运动开始，李金玉受到审査，这个‘三层楼’自由市场成了李金玉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之一，李金玉支持发展自由市场成了他反党的罪行之一。"（《洪湖文史》第十八辑，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2008年5月内部出版，P230）

      但是，薛坦赞"三层楼"，只是引蛇出洞。1963年就借"新五反运动"开始打击，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更是上报中央全国批判。

      1963年9月7日，辜呈清被迫作 "五反运动第二次自我检查"，为掩护李金玉，一个人主动承担了开办"三层楼"的全部责任：

      "开放集市贸易，上面精神是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我们对这方针是违背的，放得过宽，根本不管，特别是六二年，许多不该开放的项目都开放了，该管死的没有管死，六二年以来造成国家统购物资外流不少，大批粮食进入自由市场，仅六二年一年，共达一千五百万斤，……禁止开放的商品也开放了，如莲子、于麻，牲猪外流也很严重。一、二类物资几乎脱离了国家规定，给资本主义投机倒把有机可乘。"

      "从去年（1962）9月份以来，到1963年5月份，进入集市贸易的物资有：粮食成交总量6515000斤，其中货栈成交的3935000斤，栈外成交有258万斤，其品种：大米106万斤，黄豆267万斤，杂粮2785000斤。在集市粮食交易中，按货栈分对象统计计算：洪湖占2602000斤，监利占1950000斤，潜江占4150000斤，其他县368000斤。在这段时期，集市粮食成交活跃，……外流湖南、广东、江西等地的粮食4663000斤（可能不止这多），……"

      "粮、棉、油这个问题，自己对这问题检查是不深刻的，特别错误的是在最近几次县委会议上有省里韩厅长、地委吕部长参加的县委会议，自己还是坚持错误，在粮食问题上还顶牛，这样不是对待错误应有的态度，根本不是对组织应有的态度。首先应该承认我们在粮食问题是有严重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是与我不一心一意的，从我自己来检查，在接受任务老是争争吵吵，在专署开会讨论粮食任务老是三番五次接受不了，至于在思想上总觉得这几年过了头，伤了群众的口舌，生产、生活上有困难，自己认为在农村恢复时期，让生产队和群众底子应该厚一点，这样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就快一些，所以对粮食产量，经过几次定不下来，不相信区里的数字，不相信粮食部门的数字，统计部门反映数字不相信，部门反映了反说未研究，研究了再定，往往给部门工作带来一些困难。如粮食开始报30400万斤，我们不相信，采取推拖的方法，实质上是要不报这个数；统计部门开始上报30700万斤，也是不相信，自己脑子里一条杠杠老是28000万斤，二月区委书记会议研究粮食产量直接对下面起了瞒产的作用。开始各区报29000万斤，后来我们觉得这个产量高了，以后各区回去上报了一个数字只有27600万斤，最后统计局落实报产量还是有30900万斤，下面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我们按全县农村人口43万人计算，每人全年平均留粮420斤，共需口粮18060万斤，种子150万亩，每亩留种20斤，共需留种3000万斤，两留合计21060万斤，余粮9840万斤，按80%折合木杂7872万斤，我县实际统购6129万斤，任务是5940万斤，包括工业品换购任务，这样算帐要少购1743万斤（这是按统购余粮100%算帐，如果按统购余粮90%的规定要少购955万斤）。"

      可见，洪湖县"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三层楼"，不只是救了洪湖五十万人，还救了湖南、广东、江西、安徽等地的许多人：外流湖南、广东、江西等地的四百多万斤粮食，不知让多少濒于饿死者又苟延残喘度到春荒了！

      但救苦救难的李金玉、韩耀辉、徐伟、辜呈清、马香魁、冯庆元等洪湖县委，却好心没有好报，文革前夕被薛坦等人"指责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集市贸易在洪湖有着悠久的历史。1951年，全县城乡集市31个，成交额为22万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以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集市贸易几乎中断。‘大跃进’后的1961年，集市贸易又恢复到32个，年成交额2235万元，对方便群众和活跃市场起了很好的调节作用。1965年4月，本县集市贸易被错误地指责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自由王国’的典型，并通报全国，进行重点批判，使集市贸易完全停止。1975年，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集市贸易有所恢复，成交额为153万元。"《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P313）

四、洪湖县人大会的与民共治特色。

       比较1962年2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洪湖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和与邻县的人大会，可以发现，李金玉主导的洪湖县人大会，有县委一号人物不作报告，多让代表说话，计划、财政、文教报告不依惯例由副县长作，而是由最熟悉情况的职能科局的专家干部作人大会报告。

       请看史料——

      "洪湖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2年2月16日至21日在新堤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19人。这次会议中心任务是：动员全县人民树雄心，立大志，开展一个扎扎实实的春耕生产运动，为千方百计夺取1962年农业丰收而奋斗。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县长）辜呈清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县计委副主任）肖承文关于《洪湖县三年来国民经济执行情况和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以及乔贤坤关于《洪湖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有10名代表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会议指出，为争取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必须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全面深入开展增产节约竞赛活动。会议选举了李金玉、辜呈清等29名县人民委员会委员，辜呈清当选为县长；冯庆元、李同仁、孙光炎、罗毅之、徐植焕当选为副县长；乔贤坤当选为人民法院院长。这期间，洪湖县第四届人民委员会继续深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认真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使全县经济建设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158360吨，创建县以来最高纪录，财政收入700万元，同上年比，粮食增长3.26%，财政收入增长16.61%。"（《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P156）

      这种务实的人代会开法，并非偶尔，而是成为了李金玉主政洪湖的常规。比如，1963年6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洪湖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如此——

      "洪湖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3年6月15日至18日在新堤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350人，实到250人，会议审议和批准了（县长）辜呈清关于《洪湖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县计委副主任）肖承文关于《洪湖县1962年发展国民经济及文教卫生事业计划执行情况和1963年国民经济及文教卫生事业计划（草案）报告》，（县财政局副局长）谢支强关于《洪湖县1962年财政决算和1963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以及乔贤坤关于《洪湖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文教局长）李循一等20名代表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会议选举了李金玉等25名县人民委员会委员，辜呈清当选为县长；李同仁、冯庆元、孙光炎当选为副县长；乔贤坤当选为人民法院院长。这期间，全县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后，一直呈现出上升的势头。工业生产连年增产，农业连年丰收，1965年工农业产值达到15648万元，与上届人民代表大会的1962年比，上升了40.01%。粮食总产量达196680吨，棉花创历史最高纪录，达7251吨，油料5120吨。与1962年比，粮食增长24.20%，棉花增长325.49%，油料增长82.47%；财政收入达784万元，比1962年增长10.58%。正待起步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1965年继小‘四清’之后，又在全县开展了初步‘四清’。这次运动，虽然解决干部作风上存在的多吃多占、瞎指挥、官僚主义及经济管理上账目不清、财务不清、管理制度上不健全等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受‘左’的错误影响，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伤害了一批农村干部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P157）

      这两段人大会史料皆表明，除了让县长作政府工作报告，身为中共洪湖县委第一书记的李金玉既没有在人大会上作报告，也没有让其他的县领导作报告，而是让人大会多体现经济特色和民主特色，洪湖县人大会的报告皆以经济为主调，唱主角的是最熟悉专业的县计委副主任、县财政局副局长、县文教局长，代表发言人数远远多于官员。

       是否当时各县皆有此新风呢？并非如此。请看同为荆州地区的钟祥县、石首县、监利县、京山县四县的相关记载——

     "钟祥县第四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于1962年2月11日至15日在县人民大礼堂举行。到会代表287名。大会成立35人的主席团，寇正品任大会秘书长。还成立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县委副书记戴士毅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形势、目前的经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齐树勋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钟祥县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P203）

     此处的"县委副书记戴士毅"是当时实际上的一把手，因为钟祥县委第一书记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平兼任，可以说，钟祥县四届人大会议不仅由实际一把手作报告，而且报告还主要是谈政治，这从其题目称为《国际形势、目前的经济形势和任务》可见。钟祥县的这种务虚作风可能与其干部是刚刚从省委空降有关，还不懂得基层民众的务实需要：

      "1960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为了解决钟祥县自1959年以来工作落后（饿死大批人并出现一例人吃人）的被动局面，书记处会议决定，调整钟祥县委领导班子，派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平兼任中共钟祥县委第一书记，调省委组织部副处长戴士毅和科长王汉章任中共钟祥县委书记处书记，同时增补卢俊仪、郭贵玉、胡少卿为县委常委，原县委第一书记郭寿同和书记处书记缪国斌调离县委，12月又调离一名县委常委。在这次调整中，只对县委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部分调动，但对‘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仍没有得到解决，在党内继续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生产建设上仍然坚持摘‘持续大跃进’；……"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钟祥县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P113）

      石首县的四届人大则出现县委第一书记作形势报告，县委书记处书记作《团结一心，奋发图强》的建议报告和财政报告也由副县长作，根本没有记述人大代表发言：

     "石首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1962年2月15日至19日在绣林召开，到会代表217名。会上听取和审议副县长司元海作的《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副县长王惠民作的《县财政预决算报告》，人民法院院长贺方来作的《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委书记处书记韩生勤在会上作《团结一心，奋发图强，战胜困难，夺取丰收》的建议报告。……最后，县委第一书记李民作了形势报告。"（《石首县志》，石首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红旗出版社1990年8月1版，P415）

      监利县四届人大则出现了"县兵役局所作国际形势报告"：

      "监利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62年1月23日至25日在城关镇召开，……监利县人民法院和县兵役局所作国际形势报告，相应地作出决议。"（《监利县志》，监利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P530）

      京山县也出现副县长作财政报告：

      "京山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1961年12月26日至28日在城关镇召开，应出席代表280人，实到223人。县长柴鸿禄作《政府工作报告》，副县长贾福长作财政预决算报告，……"（《京山县志》，京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P429）

      所以，从洪湖县与钟祥县、石首县、监利县、京山县四县人大会的不同风格，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金玉与专家共治，让民作主的共生追求。

  五、以《洪湖县志》保存"极左肃反史"的共生智慧。

     （1963年）8月，经过一年多编撰的《洪湖县志》内部出版（洪湖县印刷厂印制），由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了2000册。

       "六三年版《洪湖县志》"是成立于1951年6月4日的洪湖县首部县志。这部《洪湖县志》虽然囿于当时"三面红旗"的极左高压，有许多左的语句，但是却打着"左的旗号反极左"，通过记述"洪湖革命史"的名义，首次公开专题批判历史上的"湘鄂西极左肃反"—— 独辟蹊径地研究湘鄂西极左肃反史。"六三年版《洪湖县志》"第六编《洪湖革命史》中，特辟了"夏曦的错误肃反路线  革命力量的削弱"一节，仅此这一个空前大胆而惊人的标题，就极其有力地突出了警惕"极左肃反"的宗旨。而其中对于被"极左肃反"冤杀的优秀干部的记述，更是震撼人心。

       后来，无论是"九二年版《洪湖县志》"还是"二0一四年版《洪湖市志》"，皆无专章论述"湘鄂西极左肃反"。甚至连1993年1月出版的《洪湖革命史话》（洪湖市教育委员会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却已删去了"夏曦的错误肃反路线"这一反极左肃反的重要章节，书中只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和苏区的丧失"，让三十年前已有的洪湖革命史反左研究大倒退。

      "六三年版《洪湖县志》"的历史与现实、极左与改革、正确与错误的共生度，成为表述"夏曦的错误肃反路线"空前绝后的典范。

       "六三年版《洪湖县志》""编后记"说明了李金玉"亲自挂帅"主导了编撰工作：

      "编写这本书的时候，自筹集资料到最后的定稿，均系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的，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并在各单位里抽调五十多位有一定斗争经验而且具有一定编写能力的干部，放下别的工作来参加编篡，前前后后，反复地研究修改，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才写成了这样一本稿本。"（《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610）

      请看"夏曦的错误肃反路线  革命力量的削弱"一节的细节：

      "从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五年党的遵义会议止，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说统治的地位时期，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执行了王明的路线，因而在斗争中犯了错误，给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左’倾路线集中表现：在军事路线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打大城市，不许打小据点；在革命根据地问题上，反对贺龙同志的巩固根据地，逐步扩大苏区的主张；在土地革命中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扩大了打击面。在肃反问题上过左的肃反路线，造成肃反扩大化，使党损失了大批的优秀干部。"（《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3）

      此节将错误归结于"夏曦执行了王明的路线"，是迫于当时的极左政治不允许说真话。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一种一把手有"最后决定权"的组织制度，亲历"湘鄂西极左肃反"的贺龙对此有回忆——

      "围攻沣州，一星期未打下，……我说常德、桃源不能打了。再过沅水不利。邓中夏见我后大发脾气，……因此，就在合口开前委会。邓很孤立，其他军、师长、政委都同意我的意见。但邓一定要打，使用了他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当时有一条原则，即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P13）

      "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的实质是各地一把手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原则无论是军队和地方皆通用。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是因邓中夏有"最后决定权"而军事指挥失利，1931年夏曦接替邓中夏主持湘鄂西工作，虽然批判了邓中夏错误，却因没有检讨一把手有"最后决定权"的制度错误，因而又有"夏曦的错误肃反路线"导致万名优秀干部被冤杀，"革命力量的削弱"，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

      这一重大制度隐患的长期保留，最终又酿成文革十年动乱。《洪湖革命史（初稿）》能够委婉地接近这一问题，真是难能可贵。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国民党采取了阴险毒辣的手段。派了反革命分子打入我革命内部，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因此，为了纯洁队伍，巩固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党决定进行肃反。"（《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3）

      此节说明了洪湖地区的肃反起因并无错。

     "在一九三0年洪湖地区的肃反和清党中，确实查出了不少潜入我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肃反没有彻底进行，暗藏了各个角落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彻底肃清，因此给他们能够继续活动。据当时在省苏维埃工作的老革命张成芳同志说：他听过鲁易同志和朱勉之同志的肃反动员报告，他们指出了革命队伍中有暗藏的‘第三党’，‘托洛斯基’分子，‘改组派’，‘AB团’等反革命组织。"（《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4）

奔腾的洪湖总结大潮（35）  ——李金玉年谱（十）

       其实，一直到2018年，所有的湘鄂西苏区肃反史料，没有一篇文章说明当年肃反中发现一个真正的内奸。但为了维护党的威信，《洪湖革命史（初稿）》还是尽力肯定了肃反的合法性、必要性。这是一种"给些面子"的共生智慧。下面几段皆如此：

       "这些反革命组织的主要阴谋是要破坏党的组织，企图把我党腐化为国民党，企图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政权，企图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队，使红军离开根据地。他们窃取军事情报，私通敌军，玩弄军事失败的阴谋，打击忠于党的干部，发动兵变等等。"（《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4）

     "一九三一年各方面情况证明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十分猖獗的，例如机械厂造出的枪支打不几下就拉不开枪机，医院里的伤员该截肢的不截肢，不该截的却被截了；有的伤员该开刀的不开刀，该吃药的不给药吃；有时故意发错药，甚至给毒药吃。就这样使我们许多优秀的革命同志无辜被害。"（《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4）

      "开展肃反运动是刻不容缓的，是正确的。洪湖地区的肃反是肃的‘改组派’。肃反运动首先从红军中开始。最早的线索是第八师参谋长胡慎己。他原是川军某部参谋长，率领一团匪军以哗变为名，混入我红军队伍，实际上胡慎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他所带来的这个团，连以上的军官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与胡慎己一起来的还有潘克鲁（即潘家辰）。他们在红军里取得要职后，（潘克鲁混得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职位），就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打击干部。如省工会领导人之一的反革命分子张昆弟为了迫害我天门县某县委，故意交给来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这个县委被迫自杀。潘克鲁阴谋要红军撤出洪湖革命根据地，转往马当山（所谓要山不要湖），企图置红军于死地。胡慎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与敌军私通信件’，一九三一年六月下旬攻打襄河时，指挥担任二梯队的八师，向正在冲锋的九师背后袭击，使九师前后挨打，损失惨重。胡慎己还暗地与汉口匪军联系，阴谋里应外合，引敌军进攻洪湖革命根据地。胡慎己私通敌军的信件被八师师长蔡苏同志发现后才被捕。据此，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肃反。"（《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5）

      按照贺龙1964年11月25日的意见，这一段有出入：胡慎己、潘克鲁并非真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也是被冤杀的革命干部。但贺龙和杨光华等知情者此前从未说过此事，"洪湖革命史"和"六三年版《洪湖县志》"也就难以辨别了。

      "反革命分子胡慎己、潘克鲁被捕后，仍然继续恶毒地向我革命进攻，为了达到扰乱革命内部，陷害打击我革命干部的目的，便捏造事实，编假口供，将平日收集的优秀党员、优秀指挥干部名单交出来，诬说是‘改组派’成员。湘鄂西党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和政治保卫局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对敌人的诡计缺乏高度警惕性，不加具体分析就轻信了敌人口供，因而，先后逮捕了红八师政委段书桂、九师政治部主任彭阔陆以及万涛、李剑如等领导干部。红九师师长段德昌也于一九三二年在鱼阳关被捕，不久在麻水被杀害。"（《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5）

      为了取得政治安全系数，"六三年版《洪湖县志》"中的《洪湖革命史（初稿）》不得不将制度错误降低为夏曦个人错误。因为明知这并非夏曦个人道德问题，只得以"夏曦轻信了敌人口供"来为其开脱。这是每一个明了文革前夕的极左氛围者所能理解和体谅的。

      "在这样严重的关头，夏曦并没有清醒头脑，反而继续扩大肃反面，发展到省县地区机关。被无辜杀害的有：湘鄂西省苏维埃副主席马武，石首县委书记张继陔及县苏维埃主席，监利县苏维埃主席李铁青、李功陔，沔阳县委书记许栩，县苏维埃主席郑重和洪湖人民的优秀儿子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等地方领导干部。此外，军队连级以上干部，地方区级干部不少因‘喝茶会、并臂会、扇子会、麻花会、好吃委员会’等怪罪名而被相继杀害。一九三二年在坪坊刘家洋房里召开区级以上党委常委会，会上逮捕了坪坊区委书记张和芳、党组织科长徐梁三、区委秘书王力行、团委书记刘德华，只有富农出身的刘德华供认以掷瓦片为暗号纠合改组派而没有被杀害，余者无一幸免。"（《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5）

      此处是第一次清楚地注释了贺龙所说"洪湖的县区干部在‘肃反’中被杀完了"。在"六三年版《洪湖县志》"之前，没有如此简明扼要的惊心记述。

      "湘鄂西和洪湖地区的肃反，揪出了以胡慎己、潘克鲁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因而教育了党员、团员、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对于进一步开展肃反运动创造了条件。但是，左倾路线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却是严重的。正如贺龙同志说：‘在党内军内，把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优秀干部，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中共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更指出：‘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党内极为痛心的失败。’"（《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6）

       此节说明，"六三年版《洪湖县志》"编撰时，参考了能够看到的贺龙文章和中央相关决议。在当时的条件下，《洪湖革命史（初稿）》尽力既要委婉提醒别让极左复辟，又要与贺龙说法和中央文件不冲突。

       "夏曦不仅是在肃反运动违反了MAO泽DONG同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而且到后来竟不相信工农阶级是革命的忠实支柱。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在鹤峰麻水还宣布军队中取消党的组织。"（《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6）

      这一节非常重要。它实际上间接地质疑了一把手有"最后决定权"的制度，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制度的冲突。对于运动中可以"取消党的组织"的质疑，更是一种现实的"政治气象预报"——文革中MAO泽DONG让全国党组织瘫痪三年，实际上是在重复湘鄂西极左肃反的老办法。

      贺龙和薛明曾悲叹："历史的悲剧已经在以新的形式，更大的规模重演了，而且愈演愈烈。"（《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编，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P194）

       但"六三年版《洪湖县志》"仍然要以共生思维尽力"给尊者面子"：

      "在第三次‘左’倾时期中，全国范围内以MAO泽DONG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路线的同志们，是和‘左’倾路线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路线。湘鄂西和洪湖地区以贺龙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员，也和夏曦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当夏曦要取消军队中党的领导时，关向应和贺龙同志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是和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所不能相容的；因为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军队中必须建立党组织，离开了党，军队只能分崩离析。因此，他们打电报向中央汇报了情况，揭露了夏曦的错误。中央批评了夏曦，恢复了党有军队中的领导。"（《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6）

      并且在最后来一个"光明的尾巴"：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二、六军团在南腰介会师，以任弼时为首的湘鄂川黔省委和夏曦的‘左’倾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摘除了他的职务，至此才纠正了‘左’倾错误。"（《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篡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 P476）

       "六三年版《洪湖县志》"的共生智慧至此跃然纸上。

 六、阳奉"新五反"的共羸之道。

        所谓"新五反"，荆州地区始于1963年4月：

       "（1963年）4月下旬，‘新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在（荆州）全区城镇逐步展开，8月结束。"（《荆州地区志》，荆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红旗出版社1996年10月1版，P28）

      "1963年4月下旬，地委根据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在城镇、党政机关开展了‘五反’运动。‘五反’运动于10月底结束。5月，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以后，地、县组织1000多名干部，在全区143个大队进行以‘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试点。9月，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地委根据‘后十条’的规定，对前段的‘四清’试点进行了总结，安排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湖北省荆州地区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P241）      但一向"对新口号都消极一点，保持一点落后的距离"的李金玉，拖到七月才开始在洪湖县进行"新五反"：

      "（1963年）7月，县直机关开展‘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即‘新五反’）运动。"（《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P23）

       李金玉对"新五反"的"阳奉阴违"，在对待县长辜呈清的"五反检讨"上最能清楚看出。

      迫于"钦差大臣"的坐镇督战，1963年9月7日，切实落实 "让农民坛坛罐罐都装满"精神的县长辜呈清，被迫在省、地工作组召开的"五反运动"会议上，作了一个将功贬为过的"五反运动第二次自我检查"。辜呈清不仅检讨了"让农民坛坛罐罐都装满"的"资本主义思想"，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与党不一条心"，还用放大镜找出了自己"1961—1962年在财政局买了62.50元的（没收）物资"，表现出"走后门，多吃多占，受贿，生活特殊化方面是严重的"。省委、地委工作组为此组织了对辜呈清的多次批判斗争。

       但是，李金玉却在两个月后（1963年11月7日），以县委名义出具"组织意见"，给予辜呈清良好鉴定：

      "辜呈清同志在这次‘五反’运动中，经过几次检查，比较全面，认识比较深刻。对经济包袱的退赔，特别是罚没物资的退出很快，在群众中影响很好。平时工作积极肯干，立场坚定，组织观点强，作风民主，联系群众。（缺点是）原则性不够强，学习较差。"

      改革开放后，辜呈清出任荆州地区工局副局长。他的"五反运动第二次自我检查"，成为他与李金玉等一起"宁可被冤为反党集团"，牺牲乌纱帽，也要让全县43万农民的坛坛罐罐多装1743万斤粮食，保民不饿死的最好证据，成为智慧抵制 "大跃进"极左思维的珍贵史料。

      而李金玉以县委名义出具"组织意见"保辜呈清的文件，也再一次让人敬佩李金玉以"阳奉阴违"求共生的反"左"智慧。

       当极左高压时，有时就得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共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