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其意指，人的才能与蠢笨完全就如同这些老鼠一般，区别在于所处的环境与所谋取的职业、所居的地位不同罢了。
没有智慧的暴力被用在统治中时，往往会成为“倒行逆施”。
在法家的治国理念之中，“赏”、“罚”二字是缺一不可的，有些帝王在运用“使功不如使过”之术时的确做出了大成效，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拥有笼络人心的初衷——想要让人才完全地发挥其作用，你就必须要对其以往的过错睁一眼、闭一眼，这样，有过错的官员才会拼尽全力来证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最奥妙的地方就在于，帝王总是将臣下的过错抓在手中，却不予处理，引而不发，这样才能使犯错的官员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效忠。因为一旦真正问责，便意味着被问责者与问责者之间形成了对立状态，忠诚不再，敌意萌发。
不管是统治国家还是管理团队，都需要督察与问责——督察才知赏谁，问责方知罚谁。但在以种种措施展开督责时，管理者必须要确保自己找到了以下三个问题的答案——
谁来督察问责？
怎样防止在责任压力之下，出现隐瞒与欺骗？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防止因为督察与问责而导致的上下对立？
虽然我们早已远离了封建时代，然而，在长期的文化浸淫中，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无形的统治者，这种统治者可以说是“自我的骄傲与盲目”——它使我们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
所以，哪怕你只是一个小管理者，在实施督察与问责的过程中，也必须要清除无意识的自我骄傲，使自己的管理行为由“控制术”向“协作术”转变。想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先回答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实施问责的时候，你是将部下当成了事业的合伙人，还是当成了潜在的敌人？
由此出发，你应进一步扩展思维：一旦管理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冲突，千万别急于考虑下属的执行力是不是不到位，你应该先问问自己——这个制度、这个方法本身合理吗？
“我比你强”当然可以成为“征服”与“被征服”的理由，因为对于征服本身而言，所需要的仅仅是实力而已；但秦始皇未曾意识到的是，征服过后的一切。征服过后需要的是教化、是统治，武力的强大或许决定着征服的结果，但对于统治而言，则一文不值————征服是将人民当成对手，而统治则需要把人民当成盟友；征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但统治却需要互惠互利才能长久。
征服与统治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征服是前奏，统治是后续。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统治。再强大的武力在“蕴藏在群众中的伟力”面前都不值一提。秦始皇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未曾在第一时间完成角色转换，没能将已征服的对手立即驯化成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盟友。他总是在用对手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盟友，法家思想的强硬执行便是实例。他从来没想过统治，他的人生只有一个主调——征服与被征服。他没有完成这一角色转换，他那个篡权上位的儿子胡亥更没有完成。
用强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一个庞大的王朝而言，真正的强大实际并非时时用强，而是当强则强、当柔则柔。一味用强的秦朝，其强悍仅仅体现在了国家的暴力机器上——在这架机器下面，国家其实早已干疮百孔、处处虚弱。
得天下所用的方式未必适用于治天下，革命党与执政党干的从来都是两回事。秦朝用革命党的方式做执政党，当然会出大问题。
经济上让广大人民沒了活路（至少是活得不舒坦），政治上又让一群有本事的人没了盼头，这样的利益分配方式，哪个朝代都得亡。
一架极好的国家战争机器并不能代表一套极好的管理体系，这也是为何中国有“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古语存在的原因——没有良好的管理体系，在资源力量用尽之时，中央政府将会完全无法应对接下来的国家走向，再加上臣子不力、中央、集权过于集中，庞大的帝国当然会迅速衰败。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也往往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些异军突起的胜利者在抢占了某个市场后，因为管理不当、措施不佳，再加上尾大难掉，往往导致多年经营的企业被人兼并甚至彻底倒闭。结合秦王朝的灭亡，这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万万不要以为“得了江山”便是胜利；如何”守得住江山，，才是管理中的重点。
每一个认同感强大的群体中，成员通常会产生共同的认知与评价。这是因为，全体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或是让公司成为更好的企业，或是让自己成长为最出色的员工。这种共同的目标源于一致的利害关系——若企业倒闭，你们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一个企业想要发展，需要成员强大的认同感；一个国家想要持久，更需要广大民众拥有认同感一没有了认同感，就相当于没有了民众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认同感的缺失往往以“点传点”的方式传播。一个人对组织失望以后，其认同感的缺乏会如同可怕的瘟疫一样，一旦蔓延开来，几乎难以遏制。在一个公认“苦秦”的底层中，只要有人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要有人敢揭竿而起，接下来势必会四方追从。
人若不顾时机、只顾贪图荣华富贵，迟早会毁在富贵上。
在生死面前，道德开始暴露出了它的虚弱性。这正如两个相反的命题一般，在某种特别的情境下，可以同时为真，也可同时为假。
从兄弟到仇人实在太简单，只需将二人的利益摆放在对立面即可。
原因很简单——人性会随着局势与利益的变化，进发出不同的火花。
《尚书》有云：“人心惟危。”当初无利益之争时，两人位置平等，且怜爱对方才能，很容易带入情感：一旦利益冲突，个人至上主义便会立即进入意义——他们开始对一切斤斤计较，开始对过往的兄弟变得挑剔。
军事永远是政治的延续，而成功的政治必然需要一面正义的旗帜，用来为自己在未来的战争中抢得一个道德上的制高点，并利用这个制高点打赢一场战争。
一个成功的领袖总是会让人产生“被需要”的感觉。项羽不需要别人，他只需要自己。他太过刚强，最终也将自己“刚强”咸了孤家寡人。
刘邦的出色就在于，他明确地知道，这江山仅凭自己一个人是打不下来的——论智力，他不如萧何；论武力，他不如樊哙；论忠厚，他不如夏侯婴。但他最大的本领就在于——他知道如何让这些人聚拢在一起，如何为自己效力；他更知道，一个出色的领袖永远应给出方向，而不是给出具体方法。在他面前，大家都能够发挥己长、贡献优势；在他面前，所有人才都有用武之地下一．砷一良主与忠臣，以此相处之法方可长久矣！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一个成功女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伤她很深的男人。
丧失爱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正所谓“最毒不过妇人心”。
现代教育学通过研究发现，女权倾向的家庭中，男孩子便往往表现出软弱的一面。对此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有精彩结论：假如在一个家庭中，母亲较富有权威性的话，那么女儿可能会极力模仿她，并变得刻薄而爱挑剔；而男孩则会始终站在防御的角度，因为怕受批评而表现出恭顺。
“自杀”在古代是一个自我解脱的最好方法。古代有所谓“死亡崇拜”之说，源于儒家为生死确立的仁义标准。仁义之死被扩大化地颂扬，苟且偷生与奸恶之死则受到贬斥。对仁义之死的崇拜，直接导致了孔子说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样的话。而这种“杀身成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整个后世的“死亡情结”。
人死为大，入土为安。一旦人死了，便极少有人再挑他的缺点——缺点不在了，只剩优点被不断地传颂。最终，死者的优点便会在社会中不断地被放大，直至放大成神话一样的人物。一个人若是因为“仁义”而自杀的如屈原、项羽、文天祥——这样的人就会变得更加完美。在西方哲学史中，为此类人起了一个名字，叫“悲情英雄”。
对于虞姬的死，张爱玲曾发出感叹：“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将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庄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的确，若楚霸王真成了皇帝，那么，虞姬也只会成为后宫之中的一位贵妃而已。她与西楚霸王的美好爱情也将随着帝王威严的日增，而变得日渐稀薄起来。
对比戚夫人，一个是刘邦的爱妃，陪刘邦征战四年；一个是楚霸王最爱的女人，最终自尽于霸王怀中——很难说到底是成为汉王的女人好，还是成为霸王的女人更好。
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认为，语言会证实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且会对人改造世界、融入世界的方式影响深远。
有心机的人永远比没有心机的人走得更远。
一场战争中，决定胜负的绝非个人魅力，而是整个团队实力的强弱。在这种时候，善听人言者往往会抢占先机。
性格决定命运，锤炼性格的是岁月，决定性格的则是阅历。可以说，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
不同的阅历决定了不同的用人策略与心胸器量。
英雄往往是自持的，这种自持决定了他们有时候只会看到自己；相比之下，平民出身、已过不惑之年的刘邦则非常清楚眼下的形势，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才能的平庸，需要专业人才的辅佐才行。
也恰恰是这种容人之量与用人之能，最终决定了项羽与刘邦的不同结局。仅谈个人，项羽在个人魅力上的确强过刘邦；但若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刘邦为王却有其必然性。
（《韩非子·扬权》有这样一段表述：“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捕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公鸡报晓，狸猫捕鼠，此是自然规律。不管是治国还是管理，都必须要因材施用，科学分工，而管理者更要实现无为而治。
“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管理者的专业技能过于突出，事情反而有可能办不好。因为有一技之长的管理者多半会有爱显摆的特点，他们总乐于亲赴一线，事必躬亲。但一人优秀并不代表团队优秀，管理者再优秀，也不可能方方面面都顾及得到。
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战争史中，只要一个人担得起“英雄”二字，他往往有嗜杀的一面——历史上有太多出了名的英雄都是踩着累累白骨的。
男性在少年、青年时期，都会崇尚暴力，这是男孩成长为男人的心理发育的必经阶段。一旦一个男人真正地成熟了，他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武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很有限。作为人类，更多的还得靠智力。
人对偶像的崇拜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而最热衷于崇拜偶像的人，通常还处于比较天真的年龄段，他们容易被英俊的外表、强壮的体魄和华丽的配置所打动。
心理学家认为，逆商即个人摆脱逆境的应变能力、面对挫折的心态和心智。范垴其人就败在逆商不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逆商对政治人物的作用，比情商和智商更重要，因为政治斗争历来是激烈程度最高的斗争，失败和挫折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逆商高者，在面对挫折与苦难时，往往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毅力，他们会锲而不舍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立体的、更好的人；而那些逆商低的人则总是畏畏缩缩、半途而废，最终一败涂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逆商远比情商、智商更重要。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顺风的，有时候，你熬过眼下的坎儿，可能就能一马平川。可惜很多人死在了“黎明前的黑暗”。
成大事者，必然忍得了屈辱、识得了时局、熬得过平淡。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天下真正能够称得上勇敢者，可遇到突发事情毫不惊慌，面对无故施加的侮辱也不动怒，因为他胸怀大志、目标高远，所以不会为这些琐碎之事而动摇心志。
谋进万难之前，身退功成之后。
高处不胜寒，极端权力的背后，必定暗潮汹涌，险象丛生，没有一万年的皇帝，只有永远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
胜利者固然让人崇敬，但悲情英雄却更令人痛惜。这是一种美学的选择——失败者永远有一种孤独的美，有一种不得志的愁，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痛苦在其中。凡此种种，正是文学所追求的。文学家重视的是美、是浪漫、是英雄的沦落、梦想的颠覆，这些内容运用在文学中，才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胜利者走向了现世与权力，而在现世与权力之中，人们多半无法保有梦想。项羽生前所追求的，是英雄气概，他死后，这种气概依然为世人所传诵；刘邦追求的是坐江山，他赢了政权，却丧失了诗与美。
古人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云：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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