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在监狱工作的父亲被走火的枪击成重伤，我一定不会跟姐姐年龄差距这么大。按照那个年代一般家庭的繁衍规律，我完全有可能提前几年出生。比如，如果生于1966年的话，“出生于‘文革’初年”，也算朗朗上口。要不然，索性晚出生几年，像妹妹一样，“七十年代生人”，有种无来由的时尚感。这些话听起来与书不搭界，其实很有关联，至少对我是这样。
很多回忆文章里都称我成长的那个时期是文化沙漠年代，没有书，没有好书，可是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平生读的第一批书籍是《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都是从养病的父亲床头上拿来的。现在看来，都是无一例外的革命题材，单调固然单调，但这些书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养分，论起血缘关系，它们应是我的生身母亲，至于后来读到的好书，对我影再大，也只是养母了。
当年我更觊觎的是父亲床头柜里的《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因父亲的严密看守，徒增了我许多惆怅。我像只闻到鱼腥的猫儿一样，无数次在那张淡黄色的床头柜前徘徊，渴望着父亲能有百密一疏忘锁柜门的一天。
父亲是监狱里的干部，他像看管犯人一样看管着他不愿让我过早读及的书。如此一来，我如何辛辛苦苦、偷偷摸摸地拿到一本线装繁体竖排自右向左行文的《红楼梦》中部，就可想而知是多么不易了，那完全是反间谍计的成功运作。
我还记得父亲发现我偷书后，与母亲一片惶恐。是的，是惶恐，不是愤怒，不是害怕。是担心我早熟还是担心我心有旁骛？兼而有之吧。不愤怒不害怕，是因为至少他们的孩子爱的是书。“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男不读西厢女不读红楼”，这种好笑的逻辑多少也影响了一点我的父母，尽管他们多少也算知识分子。
《红楼梦》一直是我的最爱：最大的爱和最初的爱。直到那个晚上，那张照片电光火石地点燃一个记忆之前，我一直坚信这一点。照于1980年的小学毕业照里，我身上的洋红色开司米毛衣是平生第一件漂亮衣服，旁边的男生在小学最后两年里和我同位。我突然记起，我欠他一笔巨债。他父亲是个海员，所以他的衣着和零食我们永远无法企及。我吃的第一块棉花糖，嚼的第一块口香糖，喝的第一听饮料，都是由他供给，且统统是越洋而来。
那一天，上学的路上，他神秘兮兮地拍拍鼓鼓囊囊的书包，我就知道今天又有戏了。那是整整三大本《一千零一夜》，不爱读书的他特地给爱读书的我偷出家门。这之后的一个礼拜，一有时间我就打开那暗黄色有凹凸感的封面，埋头于那套购自香港的阿拉伯神话世界里。这本书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若干年后，当我第一次萌生出国的想法时，第一念头居然是“去阿拉伯”！这个选择惹得周围那些亲欧派亲美派好笑不己。
这本书吸引了我，也吸引了邻居小哥哥，我被缠不过，转借给了他，孰料从那以后这套书就如泥牛入海，他再不归还。同桌男生追得紧，我就天天跟妈妈哭哭啼啼，妈妈正准备跟邻居叔叔阿姨交涉时，那位小哥哥因涉嫌偷窃被劳教了，书的事不了了之。我百口莫辩，同桌男生从此与我绝交，同学们个个用审贼的眼光看我，《一千零一夜》成了我的噩梦。幸好已经到了五年级下学期，熬过几个月后，我逃也似地毕业了，从此与同桌男生再没见过面。我简陋的12岁花季岁月，因为不多的书而变成生命初期不可承受之痛。
人就是这样，总在有意无意地逃避不愿回首之处，久而久之，《一千零一夜》被我抛到了脑后。其实，算起来，《一千零一夜》是结束于1980年的前尘旧事，《红楼梦》是开始于1983年的怀春之梦，那个阿拉伯的神秘诡异世界，远在大观园之前引诱了我。如果我的一生有完全的自主权，好吧，我还是选择生于1968，但要过一次别样人生———12岁举着阿拉丁神灯，穿梭于一个又一个神秘的山洞，遭遇一群又一群异族异类，在海上漂流到15岁，停在一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嫁给一个白马王子，给他讲一千零一个故事，生儿育女，快乐相伴，幸福白头。
事实上，我嫁的人不骑白马，只挤公车，从不屑于讲故事和听故事，我们懒得生孩子，平均两天吵一次架，幸福不幸福？反正他早已有了一把白发。生活和梦想是如此地背道而驰，好在过了30岁的我，已经懂得自平庸中寻找一份幸福，尤其是每晚临睡前，能气定神闲地读上几页红楼，那份踏实感和安定感，是12岁时就渴望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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