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孔子一生致力恢复的周礼究竟是什么样子，又为什么注定行不通？儒家学说推行起来为什么总会变成外儒内法？
孔子生活于春秋时代末期，那时候的社会与秦汉以后的社会完全不同。当时弱小的周族联盟灭掉了强大的商朝，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么大的领土，要怎么统治？那个时候，文字草创，交通不便，治理广土众民时间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于是周朝开国者想到了一个办法——封建制——把子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全国各地，分封建国，化大为小。周天子和同姓诸侯一般都是叔侄关系，和异性诸侯一般是甥舅关系，诸侯和大夫们又在原有的亲族关系上不断联姻，所以那时候，诸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家族亲戚矛盾。整个国就是一个大家，大家里又有中家、小家，在这样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里，周礼实际上是宗族法规。在宗族里，“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下人的下人不是我的下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权较弱，因此国家只能靠民众的自觉性来维护，所以孔子推行周礼，里面有一套关于礼节，尤其是丧礼的规矩，人按血缘分远近亲疏，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大的宗族，维护周天子的统治。
到了秦汉，文字成熟、交通便利，治理国家可以有其他的方法了。因此，原有的宗法结构被切断，变成了中央集权，实行编户齐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央不允许存在皇权以外的其他权利，既然是齐民，原先宗族聚居的地方就出现了很多外人，形成了杂居的结构。在这样的人口结构中，尽管中央将儒家学说重新阐释，比如将原本只是说宗族社会内的血缘之爱解释成了万民皆为天父地母之子的博爱，还是会因为缺少该学说生长的社会土壤，而使学说的推行变得困难重重，最终总会变成外儒内法。
2. 为什么说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问题都可以从《左传》看懂原委和症结？
《左传》以一种故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春秋社会发生的大事，可以说，读不懂《左传》就不懂春秋。它在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展示了春秋时代的人们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风俗道德和认知模式，它是中国历史思想（认知）传承的源头。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问题都可以是从《左传》中看懂原委和症结。
3. 儒家那些貌似迂腐的繁文缛节到底有没有很必要的理由？
在春秋那个宗族社会里，这些繁文缛节很有必要，它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礼节来明确长幼尊卑的排序，维持整个国家的统治秩序。
4. 儒家为什么不喜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为春秋时代是宗族聚居，出现了冲突的双方往往是一个家庭里的人，整个社会结构是靠血缘形成的感情纽带在维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没有推行法律的社会基础。
5. 古代“秉笔直书”的传统和今天我们理解的“秉笔直书”有多大不同？
秉笔直书，意为写文章不隐瞒、不夸大，真实地反映情况。以《赵盾弑君》一案来说明“秉笔直书”在古今之不同。
《春秋》上有记载：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从字面上可以理解，涵义即为：晋国叫赵盾的人杀了他的国君夷皋。然而当我们翻阅《左传》后发现涵义并非如此。
《左传》有记载，赵盾实际是晋国的总理，他为人正直，忧国忧民。其国君夷皋是个昏君，够不上一个当国君的标准。夷皋一心想害赵盾，赵盾侥幸逃过一死，慌慌张张踏上了流亡之路。但他还没能逃出晋国的时候，他的宗亲赵穿就把夷皋给杀了。后来赵盾变返回了朝廷。
此时晋国的史官为董狐，也是他为中国史学奠定了“直笔”的基调。董狐于是直言不讳地在档案里极了一笔：“赵盾弑其君”，还拿到朝堂上给大家展示。此时赵盾非常不服气，说国君不是他杀的。而董狐的回答是：“你身为国家总理，事发之时你在国境内，而回来后也没有惩治凶手，这样看来，国君不是你杀的又是谁杀的？”后来孔子对这件事给了一个评语，他说，董狐是古之良史，据实直录而不做隐晦之辞；赵盾是古之良臣，却为了史官的书写原则蒙受恶名。但他虽为赵盾感到惋惜，却显然赞同董狐的意见。
这其实与我们今天的情形差不多。当某地官员治下的区域发生了事情，即使实际与该官员没有联系，该官员也要承担行政责任。在这样的政治事件报道上，“直书”追求的是政治正确，而非事实正确。也正应了博古说过的一句话：“不懂政治就不懂新闻。”
6. 今天小区业主和物业公司的矛盾如何折射出两千年中国社会格局的核心矛盾？
今天的小区业主就像一个中央集权时代的民众社会，业主与业主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纽带。而物业公司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组织。因此，人数少的物业公司的力量远比人数多的小区业主的力量强大。
但如果这个小区住的都是一个家族的人，那恐怕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地位就要倒转了。
这很像中国的社会结构，秦汉以前是宗法封建社会，中央的控制力弱。秦汉以后是中央集权社会，中央的力量强大，总能平地方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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