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大另谋高就了。冬日的阳光照例穿透重重叠叠的写字楼，柔和地投在她的桌面上，上面却平平荡荡空无一物，我心里也有些空落落的。
她在这里十二年，我们做邻居七年。公司搬过三次家，每次依资历选座位时，她都强行把她旁边的座位留给我。她说我不喜欢热闹，只喜欢工作，我们合得来。虽有些夸大其辞，但是“我们合得来”是实情。她态度坚定，头头是道，其他人也就默认了。
现在想来，那夸大其辞的一半是她怕我和别人合不来——我这人不擅权术，不善妥协，可偏又对蝇营狗苟很敏感，于是她干脆把我留在身边。
这很符合她俄罗斯人的天性，何况她还是个在以色列扛过枪的俄罗斯人。她个子不高，步子却又大又稳。她喜欢穿五颜六色的花裙子，却把金发剪短并染成白色。她的眼睛又深又圆，翻白眼的时候，蓝眼珠从一边滑到另一边的轨迹很长，我甚至觉得有些好看。耳朵上眉毛上，三五成堆地扎着许多银钉，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被吓了一跳，亏得表面很镇定，以至于她凭这事就断定我有将门之风。她后来做了高级经理，就只戴两个耳钉了，恐怕自己也觉得可惜的。
我们也有合不来的地方。她喜欢喝伏特加，觉得我喝的黄酒好像药水。我一杯就止，她不醉不归。她喜欢开黄腔，看我懵懵懂懂的样子，咯咯咯咯笑一通也就不说了。她喜欢跳钢管舞，看到我弹古琴，只觉得我和琴一样是朽木。合不来也不怎样，她喝高了头疼，我就暂时多管些项目；我想不开了，她就向我推荐最烈的伏特加；我遇到黄段子不明白还觉得被欺负了，她就自告奋勇来解释；她环球旅游到中国时，当真听从我的介绍要了一大碗豆汁，尽管尝过后便连夜发了国际短信来抗议。
不知道这些合不来的地方是否影响了她对我将门之风的结论，但至少，她认同我和她一样的那点野性。我有一个十分中意的弹弓，削成一个麋鹿头的样子，木质坚韧，弹性适中，射程可覆盖大半个办公室。工作忙就不能常常去逛林子，我想把弹弓挂在办公桌边聊以安慰。可它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冷兵器，不知人事部看见了是否同意。大姐大笑得前仰后合，拿起桌上的一个小花盆——那种花的不是土，竟是满满一盆用过的狙击步枪子弹壳！她开心地说她是精算师里最好的狙击手，二十码距离能打硬币，一个卡通弹弓算什么安全隐患。就这样，我有弹弓她有子弹，我跟着她一口气做了七年的项目。
她每天十一点才起床来上班，可工作起来却很拼命。她脑子里装着各个客户公司的数据和经营变化，讨论时往往比客户方高管还清楚情况。分析员来不及做的分析，她通通包圆。我时常收到报告截止日凌晨发来的邮件，里面有理有据有结论，发给我似乎只是留个备份罢了。
工作如此，学习也如此。有一年，她通宵达旦地复习精算考试，奋笔疾书时竟生生把右臂写脱臼了。她为此很是恼怒，一考完试就去活火山口蹦了个极，确认自己宝刀未老。
可有时，她又很敢放手。我工作了几年后，她就只是在聊天时问问进度，看一看最后结果，了解一下客户管理变化，偶尔给些策略性建议。剩下所有的工作，从最开始的了解客户需求，到处理数据，到最后出报告，甚至连抓派人手，都由着我去折腾。最终开总精算师会的时候，她向客户高管单刀直入地介绍我：“这就是你们的劳工，活儿都是她干的，你们对她客气一些。”
每年审计期结束，组里都一起去吃一顿海鲜大餐，庆祝自己又一次抗过了每周七十到一百个小时的工作量。两年前，合伙人以预算不足为由，宣布取消这个传统。大姐大第一个反对。她歪着头瞪着眼，说这是多少人在审计期里的精神支柱，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分析员们怯生生地围了半圈在她身后，合伙人们围了另半圈在她面前，屋里一片沉默。至少到今年，海鲜大餐还是有的。
我常想，一个喝酒、纹身、扎许多耳洞、跳钢管舞，讨厌考试，喜欢冒险，并且还时常准备拿枪拼命的姑娘，怎么还能成为一个正八经的精算师和管理者呢？后来觉得，她的确有勇有谋，敢想敢干，杀项目大概和杀敌人差不多。
她提前两个月通知了大家她跳槽的消息，同时着手交代每个项目从上到下的细节，让分析员们在她的指导下试着接班。离职当天，她收拾完东西准备离开时已经很晚了。可是办公室里，所有分析员都在。夜色下我们摆开前呼后拥的阵仗，浩浩荡荡地陪着她一起离开了这个她工作了十二年的办公室。
第二天的太阳照着她干干净净的白色桌面，好像一场大雪掩盖了所有痕迹。她的椅子还转开着一半，好像她才刚刚起身。我想，她现在应该正穿着鲜艳的花裙子，甩着帅气的白短发，挎着酒壶扛着枪，在另一个战场上兴致正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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