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与话语权

领导力与话语权

火山

领导力是基于经验与秩序形成的，有少部分是刻意培养而成的；话语权是人作为人类社会群体的交通渠道之一，至于谁拥有了话语权往往与其成功的经验支配有关，甚至有部分是可以使用推理形成的。

教育是一种人群间位置互动需要的缓冲，至少在有秩序的支配上，人看起来都可以文明一点，甚至是讲道理一点；但是面对真正的野蛮与暴力，受教育者影响深的人，有可能会成为相对的“弱者”，因此在文明进程条件设定上，没有相应梯度的保障，文明相对容易成为昙花一现。现在文明没有昙花一现，其中的里子关系到利益的流动与输送，还有少量领导力与话语权张扬有关的。

有人说，文化人最坏；有人说，文化人相对稳妥。窃以为，在某种程度上说的定论，才有相应的结论、评价与结果。当然，有人直接说文人最坏也最有“意思”。坏的榜样，可能是依附于领导力时产生的不良话语权相关；有意思的原因，多数是文人多有自行的思路方式，有时会耍个性，成为统领秩序的异议者，所以他们不得不地被适当“边缘化”。

听说大宋朝廷对文人挺温柔的，近来看了《清平乐》，看到宋仁宗无限的纳谏，乃至于不能自主福康公主的婚嫁问题；怪不得皇室的权力得限制于适当的范畴，不然民间社会过于胡乱渗透、动荡，对社会秩序形成，产生极坏的影响。文人士大夫们，有直接上谏言书的渠道，所以他们的言论会影响皇帝的决策，乃至在政策平衡上，皇帝做了另外的考量，其中不乏让范仲淹三进三出汴京。

欧阳修主政收纳学子时，倾向于经义策论，不倾向于华丽词语的包装与追逐；期间选出来苏轼等人，并为后来一条鞭法的改革埋下了新的伏笔。当今策论信息脉络整理不易，各种纠缠的信息与某些偏向，会往往左右了真正的面貌。谁能够相对地为某地区某国编辑出新的“琅琊榜”，乃至为适时经济献出良策？这已经是另外的“经义策论”所投映了。

就着生活路径的延伸，我们调动起有可能的起意，然后多作一点链接，无论是否涉及“输送”，随缘就道，人间有情。在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对方是“坏人”的前提下，我们不需要设定认为他是坏人，哪怕看起来其有点懵，有点“落后”，有点“不同人情”。在更多的情景淬炼中，我们曾经拐弯过了多少？在清醒与朦胧的态势中，利益牵引代表了一切的话，那只是受者如是而已。

在绝对秋风的吹拂下，冬风凛冽，谁是最有生命力的人呢？能擅于忍耐者，得；忍得了冬的收藏，春天还会远吗？四季分明，百花争艳，大自然依然有着它的调节与进化方式。绝对的风潮，就绝对地匍匐于话语的风声中，有如可以传唱的小曲，悠扬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