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美容觉过后，我打开目光深处的探照灯，继续开启阅读模式。《一间辽阔的教室》里，有《一束火苗》。它燃烧着初心，释放出善与爱交织的光辉。
故事得从一个周末的电话开始打起。她在退休的那头打，周春梅老师在工作的这头接。电话的内容是一份迟到的请客，她若不提，周老师还想不起来了呢。两人是同事，一件助人为乐的小事陈酿着一坛情深意厚的美酒。原来，她的家人得了一种怪病，偏方给出的定论是，只有用一副铜碗筷，病人才能重返健康之舟。大城市里根本就找不到铁匠这样豪迈的身影，更别说是铜匠雄实的腰板了。好在周老师的父亲在乡下的老家认识这样一位民间高手。
大恩不言谢，但她却下欠下了一场“饭局”。因此她铁了心也要请客，这是她从死神手里被抢救过来以后做出的重大决定。昏迷数小时，死过一次之后，他彻底读懂了生命的可贵与真情的美好。她准备做两件事，第一件是感激帮助过她的人，第二件是陆续见到她挂念的一些老同学。周老师属于第一件事中的温情。
一时之间，这位老师的品行开始在周老师的笔尖发起光来。她不圆滑，不怕得罪人。她喜欢读书，对晚辈不刻意表示关怀。直到退休之后，拜读了周老师的书，她才觉得两人共事多年，属于真正的同志。
作为同道中人，虽然她已隐身江湖多年，但是心仍在文坛上摸爬滚打，与笔会晤。那里既有学生的视角，又有教育的情怀。这种情景，怎能不令她感到惬意？
真诚是最愉快的邀请函。两个人共同就餐时，她自然而然地打开了记忆之窗，从心底里翻阅出丰厚的历史档案。那些历史档案仍是鲜活的，至今没有落下一丝灰尘。
在“文革”中，她是下乡的知青，承担着挑挑子的教学重任：一头挑着中学的语数英，另一头挑着小学的音体美。但这并没有耽误她在忙里偷闲的历史长河中与学生共读《红楼梦》《简·爱》和《牛虻》等名著的热情。如果说花草的心田上有文学的种子，这种子肯定是园丁播撒的。
读书是最美好的德育课，听讲是最传统的智育课，可是最生动的体育课究竟应该如何开展呢？乡下没有排球，这让孩子们怎么玩？要知道，他们连排球的影子都没有见过，更不可能触摸到排球的屁股。她的做法是自掏腰包，从城里买。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为孩子们铺好跑道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与学生们一起跑步了。当地村民用疑惑的目光为她送去的无情的评语竟然是：“神经病！”但是事隔多年，只有真正敬重、喜欢她的学生，才深刻地铭记着她为他们带来的文明。快乐地过着苦日子，这大概就是一个教师最幸福的时光吧。
朋友，作为一名教师，你有过“神经病”的经历吗？我当然是有的。
过去，我是“神经病”的典范。我和班级里的出勤标兵一起在晨读课前跑步。
过去，两个学生接受学校政教处下达的命令，和我一起用小推车和铁锹往伙房里推了一上午的煤炭。学校不管饭，我请客。在饭店里炒了四个菜，我请学生们喝鸡蛋汤，吃武大郎烧饼。
过去，我怕影响学生们学习，我经常一个人在卫生区里净化天地，美化师魂。以至于学校给班级布置卫生大扫除任务的时候，一个不知道心疼我的浑小子竟然大言不惭地说道：“去找俺语文老师，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吗？他肯定能够帮你摆平！”
现在，我是“神经病”的楷模。除了读语文书，我还读与教育有关的课外书。当读得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时候，我就搞些写作大排档。当写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还常常喜欢往工作群里胡乱转发。你说，这是什么混蛋东西！你说，这是什么混账作风！但仍有一些领导在群里默默地关注着我，在群外脉脉地鼓励着我。如果我不往群里转发自己的拙作，他们就会觉得群里少了一个好学生。譬如教体局语文教研员殷永丰老师，我怕打扰领导和同事们的工作热情，有好几天没有往“峄城区语文教师群”转发文字了，结果殷老师就专程跑到我们学校，千叮咛，万嘱咐：“贺老师，以后别忘了往群里发你的作品。”这样的人，肯定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不是一匹千里马，可是我却三生有幸遇到了伯乐。她深深地懂得文字无价的真谛。
现在，我还在保持着魔鬼训练的坏习惯。早晨早些来到学校，我会带着篮球到操场上去跳高。中午为了打一会儿篮球，我会提前一小时吃饭，然后顶着烈日，再去慰问篮筐。下午的课外活动，篮球还能够再拍打拍打我的掌心和指柔。充满鄙视的目光，似乎是嗅到了我那一身的臭汗，不由得在心里骂出了两个可爱的文字：“傻熊！”在“傻熊”的背后，赫然写着的是墙壁上的一句文化广告语：我运动，我快乐。
我是一位语文教师，很多不知名的学生还以为我是体育老师呢。与其说我在强身健体，不如说我在磨练意志。看着学校的体育成绩突飞猛进，我的血糖怎能不骄傲？我的血脂怎能不自豪？与凄风苦雨打交道，我觉得内心深处的和风细雨无比香甜。
周春梅老师说：“善与爱，正如这一束火苗，传到远方，传向未来。”我说：“善与爱，正如这一支文笔，传到四海，传向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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