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整部中国历史一共出过两个半圣人,两个是孔子和王阳明,半个就是曾国藩。
论学问,曾国藩自然不能和孔孟、程朱相比,但他能把学问用于实践,既能传道,又能做事,这一点就非常可贵了。
虽被称为圣人,但曾国藩的先天条件非常一般。
他出身农家,早年既不懂军事,也没有留过洋,只是个旧式读书人。这样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竟然能做到平定内乱和倡导洋务两件大事,非常惊人。
“成事”之外,曾国藩始终不曾放弃修身功夫,依靠内在的不懈努力,达成了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的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矢志以求的终身目标。因此曾国藩在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的局面中,成为精英阶层眼中的成功学典范,曾国藩情结由此出现。
曾国藩之所以在劣势中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还是因为他独特的处世哲学。
曾国藩的处世哲学
传统儒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个人在诞生之际都是天性本善、纯洁无瑕的,只要你坚持不懈地自我磨炼,朝着完满的道德目标去努力,最终总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实际上这是一个神话,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为传统读书人,曾国藩在青年时代也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但在经历了一系列官场挫折的阵痛之后,曾国藩开始对他的道德哲学进行调整,产生了对“圣人”标准以及“成圣”可能性的新看法,这在当时都是相当深刻的见解。
比如,他意识到一众同僚虽然各怀私心,但行事立身同样不无可取之处,应当宽容待人,不应该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强加于人。
另外,欲成大事,必须做出妥协。所以当他成为一方大员之后,也请客吃饭,也送礼行贿,也建小金库,可以说同样有“作伪”之举。但他维持了外圆内方的本色。
到去世为止,曾国藩的小金库主要拿来作为官场应酬打点之用。和理学家的不近人情相比,这种“圣人观”变得包容多了。
晚年曾国藩曾经感慨:没有人能做到一辈子从生至死都是圣人;如孔子所言,“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也可”。一时能行圣人之迹,即是进入了圣人状态,便可以称为“成圣”。
(本文内容整理自《中国人的“曾国藩情结”》,原作者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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