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县，5岁时，爷爷和父亲就开始教他读书、写字。可曾国藩好像不太聪明，别人一天就能学会的知识点，他一个星期也未必能掌握。
13岁的一个夜晚，曾国藩一如既往地进入书房。他要把一篇课文背下来，要不然明天的早饭就没了。他坐在那里一遍一遍地背诵，可他不知道房梁上有人在一直盯着他。
这人是个小偷，他打算偷点东西回家养老婆、孩子，没料到曾国藩进来了，于是只能在房梁上等着。没想到曾国藩背书到三更半夜，还是磕磕巴巴地背不下来。这位梁上君子急了，看这样子，等到天亮也没完。他“唰”地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把曾国藩吓了一跳。然后，这人开始大声地背诵那篇文章，背完后在曾国藩崇拜的目光中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连小偷都比曾国藩聪明，你看他得笨到什么程度。但曾国藩硬是靠着自己的方法，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读书改变命运”的典范。
他读书的方法很简单：下笨功夫，死记硬背。他说：“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他凭着一股韧劲把一句话、一篇文章、一本书慢慢读熟、读透，日积月累，他的才学也与日俱增。靠苦练的水磨功夫，笨小孩曾国藩终于在22岁时考上了秀才，紧接着中举人、登进士，继而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真正实现读书报国的愿望。
人生的路其实很简单，认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终究会有回报。
1838年，曾国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刚进入繁华的北京城，曾国藩很开心，他每天喝酒、看戏、下棋，反正什么都干，就是不读书。而且他脾气也不好，还经常跟别人吵架。
曾国藩痛定思痛后，给自己立下了终身修行目标：成为圣贤。
他的修行计划分为两项：写日记和勤读书。
从1842年开始，曾国藩每天睡觉前都要反思当天的得失，看哪一点不符合圣人的标准，就用蝇头小楷写到日记本上。1872年，在他去世前四天，他还在日记中反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该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赧！”
曾国藩只要空闲下来，就会拿起书本阅读，不论风吹雨打、生病忙碌。他每天必做的一项任务就是：读十页史书。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如果能从前人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对自己的人生大有裨益。读书的习惯他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国藩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典范。
而写日记是为了自我监督，是磨炼自己的心性；勤读书则是为了认识世界，让外部精华充实头脑。一内一外，长久地自我修炼，让曾国藩在成为一代名臣的道路上越走越顺。
凭借自己的努力，曾国藩逐渐名满京城，而他良好的品德更是给朝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廷每次考察官员，他总是名列前茅。再加上他办事踏实，工作认真，在短短十年间，竟然获得七次升迁，从一个小小的翰林成了从二品的礼部侍郎。
1850年，新登基的咸丰皇帝立马烧了一把“大火”：“大家都说说，我大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都来提意见。”机会来了，曾国藩抓紧写了《应诏求言书》交上去。
咸丰看了很是高兴，在朝堂上狠狠地夸奖了他一番。曾国藩本以为皇帝会按照他的建议治理朝政，但结果并没有。咸丰皇帝本质上是个守旧之人，做皇帝的新鲜劲儿过去后，一切照旧。这样一来，曾国藩就不乐意了。他直接上了一道奏折，痛斥咸丰的缺点和毛病：一是只有小聪明；二是只做表面文章；三是说话不算话。
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他回老家丁忧。这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沿途各地纷纷陷落。眼看江南的半壁江山就要落入太平军手中，朝廷鼓励大家招兵买马，抵抗太平军。
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了团练，这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湘军”。他招募贫困山区的农民为士兵，选择亲戚、同乡、师生为军官，依靠血缘关系为纽带，组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全新军队。
谁也没想到，这支全新的军队刚遇到太平军，就在靖港水战中被击败。曾国藩仿佛听到了“啪啪”的打脸声。“以后还怎么见人？不如死了算了。”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打算自我了断，幕僚章寿麟跳进水中把他捞了起来。
事实证明，曾国藩不是一出手就成为战神的，他的败绩仔细算来，能数出一箩筐。
1855年，石达开败湘军水师于湖口，曾国藩的座船被俘虏，会议记录等文件全部丢失。曾国藩冲向敌军，打算壮烈殉国，幸好又被拉了回来曾国藩从来都不是威风凛凛的战神，他经常狼狈得如丧家之犬。那他为什么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原因只有四个字：屡败屡战。靠着这四个字，曾国藩率领湘军屡次从失败中站起来，最终包围南京，取得与太平军作战的最终胜利。
而我们学习曾国藩，就是要学习他这种不死不休的勇气和意志。
1856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他招呼都没打就回家丁忧去了。咸丰皇帝大怒：“你无组织、无纪律，赶紧回到战场上去。”没想到曾国藩趁机提出要求：“要我回去也可以，但是我要当实权巡抚，这样我才能统一调度资源。”咸丰皇帝笑了：“那你就不要回来了。”
因为曾国藩上奏折骂他，所以咸丰皇帝一直都不喜欢曾国藩，再加上此时正规部队打了几个胜仗，让咸丰皇帝看到了希望，他觉得此时不必再依靠曾国藩的湘军了，于是顺势解了曾国藩的兵权。
曾国藩又郁闷了，本来想以退为进，结果却被皇帝“鸟尽弓藏”。在极度的郁闷中，他开始读《庄子》。经过两年的仔细揣摩，他终于大彻大悟：“我总觉得自己是最牛的，其他人都是傻子。其实当这个想法冒出来时，我就成了最大的傻子。”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再厉害，也需要有人配合，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曾国藩在意识到自己“自傲、刚直”的毛病后，就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
1858年，曾国藩复出。在回到军营之前，他给当地的官员写了一封信。上到都抚大员，下到县令，无一遗漏，人人有份。在信中，曾国藩的姿态降低了很多，他说：“我们都是为朝廷效力，我能力不够，请诸位多帮帮我。”曾国藩的低姿态，让他与同僚打成一片。从此以后，他的工作开展也大为顺利。
不仅如此，他还学会了“贪污受贿”。1861年，湘军大将鲍超给曾国藩送来几车“战利品”，其中很多都是古董、珠宝之类的值钱玩意儿。当他打开看了一遍之后，只拿出一顶花帽：“我喜欢这个玩意儿，这个我收下了，其他的你拿回去。”
鲍超是个血战沙场的硬汉，这一刻却被曾国藩的气度感动了。如果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会被众人排斥，所以曾国藩必须向现实妥协，但他又能够一直坚守内心的良知。他不再认为自己是最独特的人，他不再顽固地拒绝“同流合污”，他不再争抢所有的功劳。
正因为他放低了姿态，大家才把他捧到最高。
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任何浪漫，少年天才、神威盖世、挥斥方遒，统统与他无缘。他更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他只是个小地主的儿子，硬生生靠自己的努力拼出一生辉煌。他用一生的努力告诉我们：“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成就伟大的事业。”
著名学者张宏杰说：“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
本文内容摘自《一读就要上瘾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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