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风云人物》是一套关于十位北洋军事头领的传记小说，非常敬佩作者为这套大书付出的艰苦努力。但在书中作者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描述、评价实在不敢苟同，如袁世凯在处理与日本的《二十一条》问题上，写得就很失偏颇。当然，考虑到作者的青壮年都是在1976年以前度过的，并且该书准备、写作于八九十年代，其观点难免有些局限于“政治正确”。但不管怎样，都不妨碍从文字中得到关于写作特别是著史方面的启发与警示。
一、避免从后世成败的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尽量保持客观性。每个时代都有统治阶层，而文宣是统治阶级维护巩固其政权的重要工具，对于具有排斥性的执政集团而言尤其重要。根据统治阶层的意志和思路，选择性地甚至歪曲事实地去撰写历史、臧否人物，从而映射、树立自身光伟正的形象，确实是很多御用文人的价值所在。但这样一来，历史就失去了其昭示后人的本来意义，这凸显了历史撰写者及其所在集团的虚弱与胆怯，但最受伤的还是读者和这个民族。白纸黑字的历史会让子孙产生并累积对民族的情感，并逐渐成为民族的信仰，是一个民族永运无法磨灭的最神圣的财富。但这个前提是真实的历史，而历史保证真实性的前提是撰史的客观性。
二、 避免片面地去重现历史，尽量保持全面性。统治阶层撰写前面的历史，毫无疑问，具有选择性，体现了人为的意志，但非体制核心中的学人撰史应该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狭隘的视角。历史是丰富、立体的，历史人物是很复杂的，每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不可能简单地以好坏定性，位置越高的历史人物及其事件，越是复杂，撰写他们的历史就越是要求作者能够既见森林，又见树木，能够尽量全面而又细致地重现历史时刻，否则后人读史就会像盲人摸象，限制读者解读历史的视野。
三、有自己独到的观察角度。虽然写史要尽量客观，但这并不是说作者不能有自己的见解。写史之人能够从独到的角度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才能体现撰史的全面性，才能尽可能地重现立体的、丰富的历史，才更能体现撰史的价值。
四、对史料有一定的甄别性。撰史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毕竟是叙述过去的人和事，关于过去的材料可能有很多，但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所以动笔之前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甄别出真实的历史材料，这样才能对历史负责，对后来无数的读者负责。
五、尽量保持叙述的准确性。历史也是以文字为载体，重现真实的历史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来，这点并不容易，但却是写史的基本要求。
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史书是过去时空的载体，承载着一个国家的过去，并启迪、引导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其他的作品都有生命周期，而史书没有，它是面向后世子孙的，只要不人为毁灭，是可以无限传世的，不管多少年后，都有人去读它，并且历久弥新，逐渐成为一个民族的信仰。只要历史在，民族就不会亡。
因此，史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撰史无疑也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上文提到的五个启示，要全部做到，并不容易，但却是撰史者的写作方向。越是伟大的时代，越是需要伟大的史书——客观的、全面的、独到的、甄别的、准确的文字，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时代的伟大，撰史者才能对民族和子孙负责，也真正地对自己负责。
注：写这样一套书，并不容易，本文并非去质疑董尧先生，而是由这套书中得到的一些关于历史写作的警示，并不一定很成熟，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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