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

ღ大师虽去，但精神不逝

他们个性或狷或痴或狂或慎，但内里都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读完此书，有时甚至可以因他们而笑、而醉、而泪。他们的范儿纯天然，是率性而为，绝不矫揉造作，他们的学识渊博，讲课鞠躬尽瘁，身处乱世之中，一并奋起而忧天下，绝不只做埋头苦读的书生，他们的爱情也因那个年代而拥有一种独特的韵味。

各学派观点不同，百家争鸣，人人都为自己的立场呼声，且都有自己独到的话语权。章太炎及其子弟黄侃维护古文学，但同样主张革命，他们不因时局的变幻，坚守自己的立场，一心钻研学术，并且激烈地批判清政府的统治。黄侃号称30不发文，50不著书，足见其在学术方面的严谨，对自身文人身份的重视。不像今天，随随便便的一篇学术论文、东拼西凑而成，只为升职称，涨工资，那时有很多文人同他一样张狂，脾气古怪，不拘小节，但在学术面前都保持着专注谦虚的态度，关于黄侃的维权小故事：有一次，学校没有按时给他发工资，有人催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快到了."他不急不慢地说：“上课时间到了，可我的薪水还没到呢。”读到这时，不禁欣然一笑。

当时还有许多拥有真才实学，学历不及的人也同样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文化风气推行下，涌现出刘半农，陈寅恪，梁漱溟等人，得以在北大的讲台上播种知识的种子。当然也有很多人因为北大提供的平台，获得进一步出国留学提高学历，增长学识的机会。正是因为自身的资历与外界的力量，才涌现出那么多的大师。

在婚姻上，有的人能够一生与妻子相濡以沫，恩爱百年。有的人因旧社会的定亲被迫结婚但也日久生情，成为一段佳话。不过也有人勇于冲破旧有的婚姻制度，努力追寻自己的真爱。虽然有时会辜负了其他人，但是文人学者仿佛天性风流，总有摆脱不了的前世姻缘。绝大多数人都对爱情坚守，寻找与自己心灵相通之人。唯有一人的做法我不认同，就是吴宓了。他得到想得到的便不再喜欢，得不到想得到的却不甘心。最终没有好姻缘，也使人恨了他一生，也是性格使然。但对一个女人真是巨大的伤害。

民国还有很多大文人，但他们的经历无法一一述说，下面是我从本书中的名人中得到的一些启示：

所有人都有一种好奇，探究，肯吃苦，耐得住寂寞的品格。无论日常性情如何，对学问都抱有一种谨小慎微，谦虚好学的品质，做到不需书，脑中即装有大千学问。虽然已经足够博学，但仍然笔耕不辍，把学问当作人生的一大乐事，并且不追名逐利，被金钱，地位熏了心。钱穆说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通俗来讲我认为就是该玩儿的时候玩儿，该学的时候学。如果做这个想那个无法专一地做任何一件事。那么玩儿的时候也玩儿不好，学的时候也学不好。原来早在民国，前辈早已预料。同时他们并不只是埋首于书本，很多文人都颇有生活情趣，有多种爱好，与当今的人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的兴趣却更具有风雅。

当时的人们都普遍有一套好的学习方法。看书必做笔记。有很多人看过的书都是满满的注释，并配有自己的思考。同时在书本中学到东西后会总结经验，身体力行，将理论知识转变为更好的生活本领。想起之前自以为用功地看了很多东西，大多都只是囫囵吞枣，自以为努力，其实却白费力气。学习方法很重要，否则只是看着很努力而已。

在教育方面，我更敬佩于那些先辈的远见卓识，在当时就已经看清了教育之所存在是为了什么，需要怎样地存在着，而对比如今，大学不再有大师，也不再有那么浓烈的学术氛围，天下攘攘，皆为利来，很想看见那时人们所描绘的那个教育世界。北大校长蒋梦麟说大学应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熔铸健全品格。潘光旦说教育应让人认识自己能力的限制，应教人破除成见，少受成见蒙蔽。不能再认同。同时他也提出了一套教授聘用原则：教授应学有专长，管理上也应专诚待教授，使教授得到静谧的环境，专心做学问和教学生，不仅教知识，更应教品格，用自身的力量影响着学生。这才是教授，否则上课后转身走人的也只是赚钱的机器了，不可否认，当今校园里这种情况常见，甚至有的学生上了一学期的课都不认识老师，悲也。

王国维说，人生如钟表之摆，在厌倦与苦痛之间往复。即使知道生活的本质即是痛苦，但直面生活，直面痛苦，更是我们应该的选择。在这样的和平年代，我们至少比那时的他们应该更幸福，更努力，更直面生活的苦与了。

没有苦，又哪来的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