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姐

    今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走进了泉塘公园，坐在公园凉亭里那张似乎只为我设计的座椅上，继续构思新的文章。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微信电话铃声响了，打断了我的思路。接通电话，听见了一个熟悉、清脆的女人的声音：“刘泽清，你好！那张照片你怎么会认不出呢？前排左三就是陈彬彬啊。”喔，原来昨晚在我们贵州“老三车间群”里，我看到了群友聚会的视频和照片信息，我跟她私聊，问陈彬彬是否也去了，她为此专门跟我打来了这个电话。

    电话里，我们聊了许多话题：子女、孙辈、我们各自家庭、各自的身体状况，自然也忘不了我们一起在三车间团支部工作过的经历。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在一个团支部一起工作了几年，她就是当年的团支部书记陈杰珍。她比我大五岁左右，一米六几的个子，短头发，圆圆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说话和做事一样，都是稳稳当当沉着冷静。团支部一共五个人，年龄最大的副书记张兵，伶牙俐齿的生产委员徐建明，能哥善舞，活泼可爱的文体委员陈彬彬。我是组织委员，可能是因为我小，大家对我都比较谦让和友好。他们都比我大几岁，因此我都把他们当作大哥哥大姐姐。

老大姐

          （老三车间现在已荒废）

    那时工厂年轻人占多数，因此显得团支部的工作非常重要。陈杰珍就像一个班长，把我们几个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我们五个人，除了办公室技术人员张兵以外，其余四人都分别是各班组的生产骨干，都有自己要完成的生产任务。

    团支部的中心工作，就是在党支部领导下，围绕当时的政治形式，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参加各种政治理论学习，同时配合党支部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我是组织委员，主要负责收缴团费，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具体就是要掌握积极要求进步青年的思想、家庭、工作情况，并及时向书记和团支部汇报，发现各方面表现突出的青年，提交支部和支部大会讨论其入团申请。那时候，入党、入团的首要条件就是在政治上必须符合当时的要求。记得有一个各方面表现都比较突出的青年，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三、四次，上报工厂团委，一直不批准。后来才知道，原因是他父亲原来是贵州一个大厂的党委书记，打成了“走资派”。一直过了几年平反后才批准他入团，可不到一年就超过二十五岁，到了退团的年龄。

    团支部也经常组织团员、青年搞些厂外团日活动，可不是像现在的郊游、春游。每次她都要亲自策划，选地点、活动流程，带领部分团员、青年山上挖野菜，做“忆苦饭”。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开忆苦思甜大会，唱“革命歌曲”，非常的严肃，大多数团员青年此时都比较虔诚。这些工作，陈杰珍书记都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经常获得工厂团委的表扬，我们团支部也经常被评为优秀团支部。

老大姐

                （在小花溪搞活动）

    陈杰珍大姐还是一个坚强的人。记得有一次，她送政审材料到抽水房下面的厂办老办公楼，想着办完这件事，好赶快回到生产岗位干活，贵州的秋天，经常是毛风细雨，地上总是湿漉漉的，不知不觉走到了抽水房水井边，踩到了一块木板上，突然觉得脚下一滑，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下就摔倒了，摔个四脚朝天，腰部钻心的疼，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只好侧过身来休息一会，咬着牙，忍住痛，慢慢地爬了起来。一手拿着材料卷宗，一手护着腰，一步一步缓慢的向办公楼走去。工厂卫生室就在一楼，她摇摇晃晃的走进去，那时也没什么检查设备，医生见她还能走，就说你年轻（那时她才23岁），休息几天就好了。可她一心想到工作，一天也没休息。晚上只能趴着睡觉，和她同宿舍的姐妹都是她在武汉3303厂“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都劝她休息几天，可她想到团支部有好多工作要做，自己的生产任务还没完成，硬是撑了下来，坚持每天按时上班。她原是武汉3303厂老军工的孩子，妈妈的宝贝，爸爸的小棉袄，为了响应号召，离开温馨的家，离开父母的关爱，支援三线，来到了这个大山沟里，能这样忘我的工作，在当时的确也是很少见的。

    她1978年到托儿所当了十年的所长，工作热情仍然不变，今天一位年轻的同事告诉我：“刘工：陈杰珍曾经在托儿所当所长，是一个非常正值、吃苦耐劳、善解人意；品德高尚的好所长。所有优秀品质集于一身，真的难得！我妈妈在托儿所工作时，非常敬重她。”因此她多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就一点不奇怪了。

    她在贵州三线厂工作了二十多年，后来调回了老家武汉，现已退休在家，虽然这几年身体有些问题，但她对生活仍然充满信心，和老同事聊天还是那么热情，她和我们大家一样，难忘那二十多年的山沟生活，难忘和同事们相处那么多年的情意。

    她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一位老大姐！

    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重返故地，找回当年曾经有过的梦想，重温过去的友情。

          2019年4月22日于长沙